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10）

农民理性的扩张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换的起承转合关节点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这种作用并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的理性最终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在变，人的理性也会变。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他最终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的理念、态度和看法。这样，两种文明形态中的“精华”要素交互形成的“叠加优势”就会慢慢失去，进入到社会常轨，农民理性也会由扩张而转化为收缩状态。从勤劳看，第二代农民工 ( 主要指 1980 年代及其以后出生的人 ) 基本没有经历农耕生活，他们更多接受的是工业理性，对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要求大大高于其前辈。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回乡，政府前所未有地想方设法扩大农民工就业，但第二代农民工除了仍然要求工资待遇外，还附带着更多条件，如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和工作地点。政府对劳动者的保护措施正在得到加强，由农民理性扩张产生的低成本劳动已很难再有。近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由高增长进入到中度增长，甚至需要保增长，这与劳动成本的不断提升相关。从勤俭看，新一代农民的消费更多市民化，加上政府为农民提供的保障愈来愈多，农民愿意消费，也敢于消费，储蓄意愿和储蓄率开始下降。依靠国民的“低工资、高储蓄”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已很难延续。从算计看，民营企业仍然习惯于赚小钱，而依靠廉价劳动生产廉价商品保持出口增长的空间已不大。正因如此，一些沿海地区的领导人近年倡导企业结构转型，从依靠廉价劳动和消耗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向依靠知识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这一转变过程却相当艰难，尤其是需要将传统的模仿式学习转变为创造式学习。而目前，中国的知识生产仍然局限于模仿式学习。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博士数量和科技论文数量名列前茅的国家，但原创性的科技发明却微乎其微。市场经济强化了人的自利意识，农民的互惠理性因为进入开放和变化的市场社会以后而转变，他们遇到问题愈来愈多地寻求社会中介机构，社会成本因此增大。农业社会依赖于“向后看”而获得的稳定意识正在为市场经济的“横向比较”而产生的不稳定性所替代，人们对相对不利的环境愈来愈缺乏耐心。为此，政府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社会成本来维护社会稳定。自新世纪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成本也在迅速增长。不断增长的社会总成本最终会降低经济总竞争力。这说明，“中国奇迹”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奇迹”是相对而言的，如果“奇迹”是常态，就不再是“奇迹”了。

如果说农民理性由扩张到收缩是必然趋势，甚至反映了社会的进步，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农民理性扩张有可能形成“叠加劣势”。前文提到，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优质要素结合可以形成“叠加优势”，与此同时，它们二者中的劣质要素的结合也可能产生“叠加劣势”。这是因为，农民的理性也会变化，甚至畸变，当它与工商业社会固有的不良要素相结合，就有可能产生“叠加劣势”。 [42] 农民理性扩张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也使少数农民富裕起来了。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 ( 通常被称之为“富一代” ) 在传统农民理性的惯性作用下，仍然保持勤劳、勤俭的特性，而他们的后代 ( 通常被称之为“富二代” ) 中的一些人不仅不具有勤劳、勤俭的特性，而且重享受轻劳动、重消费轻节俭，甚至在工商业社会消费价值的刺激下“斗富比阔”。如近年来浙江省不断发生的“飙车案”，主要成员便是“富二代”。中国历史上所说的“富不出三代”正在新的形势下发生。从学习看，小富之后的骄傲自满，甚至狂妄自大，开始抬头。从人情看，人情日趋淡薄，并为利益所替代，为了钱可以，甚至首先“杀熟”，如“传销”。为了人情而支付的社会成本高昂，如政商勾结的腐败。从互惠看，一部分“暴富”之人缺乏修养，“富而不贵”，不仅不尊重劳动和作为劳动者的平民，甚至“为富不仁”，从而造成社会的撕裂和对立，滋生“仇富心理”的民粹主义，有可能出现社会冲突，甚至激烈的社会对立。近几年出现的部分群体性事件并没有特定的指向，主要是社会不满情绪的发泄。如果社会不满得不到有效化解，日积月累就有可能发生“社会爆炸”。而这最终会葬送“中国奇迹”的成果，削弱“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影响力。

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过渡期，农民理性得以扩张。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农民理性也会由扩张到收缩，再到衰减，直至蜕变。改革开放 30 年，是农民理性的扩张期，现在正进入收缩期。一方面农民理性扩张未完全消失，另一方面农民理性的能量在减小，并步入衰减时期。而随着农民逐步市民化，农民理性将最终为市民理性所替代。但长达数千年的农民理性不会简单或迅速地失去，它还会以新的形式展现在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