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11）

四、小结

本文以农民理性为切入点解释“中国奇迹”的发生及其可能的变化，主要试图说明以下观点：

其一，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 20 世纪以来，中国正处于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的交替之中，现代性一直是社会追求的目标。出于改变现实的目的，现代性目标成为神圣、崇高、先进的化身，传统则被视为落后、退步、弃之不及的东西，由此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而伟大的革命，特别是历史上最彻底的土地革命恰恰发生于传统最为深厚的中国；伟大的发展，特别是在世界上少见的经济发展奇迹，恰恰也发生于农民人口占多数的中国。这一历史进程要求我们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式。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在一个农民国度里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一个“中国奇迹”。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的独特性，兴起了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人们又试图将中国的成功归之于东方特有的儒家文化，即传统主义取向。这种取向的重大缺陷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两千多年的儒家文明或者是农业文明时代，中国并没有腾飞而只能极其缓慢的发展。这种取向与现代主义取向一样，仍然局限在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框架内。如果要对中国发展道路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和预测，必须走出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式。

其二，重视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因素及其影响。 20 世纪以来，中国正处于文明形态的转换之中。这一历史转换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件。而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某种因素会发生重要，甚至关键性作用。以往，我们比较多地重视领袖人物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一个小农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度里，以领袖个人为代表的政治集团的感召、动员和组织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所以，邓小平认为，没有毛泽东，中国可能还要在黑暗里继续摸索一段时间。 [43] 而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的关键性作用也是举世公认的。但在肯定历史关节点上的领袖作用的同时，我们往往忽视了人民大众的作用。没有亿万人民大众，领袖无论多么伟大都无法完成扭转乾坤的使命。那么，在中国，人民大众是谁呢 ? 主体是农民。在中国，要成就任何伟业，都不可忽视农民的作用。本文的要旨就是要说明“中国奇迹”不是某一个神圣人物的作用，而与历史上从来都处于默默无闻状态的“泥腿子”——农民有关。但在现有关于“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研究中，几乎看不到作为中国人的主体——农民的影子，而离开了人这一主体，遑论什么“奇迹”、“模式”、“经验”和“道路”？

其三，重视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因素。以往忽视农民的作用，重要原因是强调制度的功能。只要在少数领袖人物领导下改变了制度，就会带来所需要的一切。事实并不这样简单。制度是形式外壳，其内核则是文化。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相应的文化内核，就难以发挥其作用而沦为形式和空壳。多年来我们强调中国的发展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但没有将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视为国情的组成部分。事实上，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是活的国情，是软国情，它比地理、经济状况等硬国情更能发挥其主动性作用。正是从中国的民性民情民意出发，又适应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要求，中国才能走出一条独特而有成效的道路，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本文的价值不仅是要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成就“中国奇迹”的，更重要的是要说明长期历史形成的文化和民性民情民意在历史转换中的关键性作用。

其四，对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给予足够重视。 20 世纪以来，由于中国的制度革命和改革成为主题，制度主义分析框架大行其道。在这种理论看来，只有改变了制度，一切会随之而变，因此它往往忽视了制度变迁中的历史因素。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 [44] 世界是一个历史过程，且是一个由人创造的能动过程。“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45] 历史制度主义注重制度变革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人这一历史主体所创造的，制度变革能否有成效，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的因素分不开。现有分析“中国奇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论著恰恰缺乏对人这一创造历史的主体给予足够的关照。这也是写作本文的目的之一。

（本文得到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科研资金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