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7）

( 五 ) 人情

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亲缘社会”和“熟人社会”。人们在村落里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长期的紧密交往形成亲情关系，因此农业社会又是一个“人情社会”，情感甚至大于王法。因为人情可以给人带来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种好处。农民遇到本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和面临陌生环境时，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亲戚乡邻这些“自己人”。但在传统农业社会，这种人情只是正常生活的需要，对于财富的增长和个人的发展没有多少作用。

现代西方世界是以商人的崛起而起步的。经常流动的商人面对的是一个“业缘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经济交往主要依靠契约等中介形式维系，有了纷争也是找专门的律师解决。但是中介机构并不直接创造财富，它们的存在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因此，工商业社会日益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交往成本日益高昂的过程。

中国农民闯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多少商业理性的准备，更多的是农民的人情理性。在金耀基看来，“人情是‘制度性规范’，也即一个人在与他人往来时，他会自觉与不自觉遵从人情的规范而行事”。 [35] 农民外出打工的起始阶段，尚被视为应该加以限制的“盲流”，外部社会根本没有职业介绍性机构。即使后来有了职业中介等机构，也大多属于营利性质，甚至存在欺诈行为。在这一背景下，农民主要是依靠老乡、亲友介绍和带路。中国上亿农民工基本上都是依靠亲带亲、邻带邻的方式外出的。亲邻是熟人，也是信得过的人。亲邻之间长期建立的人情因素，保障了相互之间的依赖和依存关系。如果亲邻之间发生欺诈，就将面临长期积累的人情资本的流失，甚至本人及家族在乡里乡亲中抬不起头来。以农民为主体的民营企业也主要依靠本家族的人共同经营。面临陌生而竞争激烈的外部性工商业社会，只有长期交往过的本家、亲戚、朋友、老乡才是信得过的“自己人”，其他人是靠不住的“外人”。有好处时“自己人”共同享有，有了难处“自己人”共同度过。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外部性的中介机构介入自己的经济生活。这种人情理性可以大大降低交往成本，扩展致富效应。新制度主义创立者诺思对诸如人情这类非正式制度给予了合理评价，认为：“过去解决交换问题的非正规方式又带到现在，使这些非正规约束成为社会长期连续变迁的重要源泉。” [36] 中国的上亿农民工如果依靠职业介绍机构介绍职业，不知需要多少机构，更不知这些机构需要支付多少成本。如果中国的农民工和民营企业遇到什么事都要寻求法律解决，也不知需要支付多少法律成本。而中介机构的成本最终会进入社会总成本之中，从而降低社会的总竞争力。人情可以说是农民进入陌生的工商业社会最重要的交往理性：依靠亲邻外出务工经商，既可以减少和避免外部性风险，降低外部性成本，获得更多收益，又可以进一步增进人情往来。人情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运行的助推剂和润滑剂。一般我们可以说人情是“传统的”、“落后的”，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却大量存在甚至依靠人情因素。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是“同学、同乡、同宗”这类传统人情因素的扩张。这是经济环境使然，也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在外部性风险和成本高昂的环境下，农民以人情来扩大交往，规避风险，降低成本，获得更高收益。农民能够降低成本和风险的人情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交往和赚钱空间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 六 ) 好学

农业社会也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只是这种学习主要是经验式学习，学习内容是世代相传的农业经验，学习方式也是耳濡目染。不学习就无法承继家业，正常生产。更重要的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发展空间不多，要出人头地就只能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努力学习。因此，“耕读结合”、勤奋好学也是中国农民理性的重要内容。家里再穷也要让子女读书，或者家族供养一个有可能出人头地的学生。《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习，“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的好学是不断地模仿和重复前代人的经验和知识，难以创造财富，即使是读书做官也是更多地占有财富而不是创造财富。所以，在古代世界，虽然中国是世界上“知识分子”最多的国家，但却没有与之相应的创造发明，仅有的“四大发明”也没有更多地应用于日常生产，创造财富。

工商业社会的最大成就是将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同步发展。知识生产不仅大大促进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当今社会的一般平民也能够过上宽裕生活，更重要的是知识生产成为一个产业部门，不断适应社会，甚至追逐社会的需求。发达工商业社会几乎是与知识创新同步发展的。但是，受经济影响，知识部门有时也可能脱离经济部门。如美国进入金融资本时代后，高端学校教育和尖端人才纷纷介入金融领域，教育部门也与实体经济相脱节。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达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文明的傲慢”，不愿承认或者学习其他国家的优异之处，从而形成自我的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