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9）

中国进入世界时，已是一个强权的世界，但农民的忍耐理性帮助了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环境极度恶劣的条件下，毛泽东提出了“持久战”。国家总体落后使中国不可能获得战争的速胜，但中国也不会因此而灭亡，因为中国是正义的一方，特别是中国人有着无与伦比的忍耐精神。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的三年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中国得以平稳度过，也与农民忍耐理性相关。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进入或卷入到一个全新的工商业世界，他们面临着不可预知的命运，也处于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但是农民以其坚忍不拔的忍耐精神克服着各种困难，不仅在未知和陌生的世界立足，而且改变着自己的环境和命运。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事实上，就体, 制改革与人的关系而言，中国的改革力度是相当大的，如 1980 年代的“百万大裁军”， 1990 年代国企改革中上千万工人下岗或者转换身份等。这在那些所谓“激进式改革”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中国得以顺利度过“改革大关”与农民式的忍耐理性密切相关。邓小平在 1980 年代实施大裁军时多次强调，为了经济建设军队要忍耐。这种农民式的忍耐理性已上升为国家理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重大挫折时，邓小平提出了“韬光养晦”、“不出头”的战略。“不出头”就可以埋头搞建设，积累实力，可以不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尽管局部、个别事件可能受到一些伤害，但从大局看就得忍耐。实力强大了，局部性个别事件也会减少。为此，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理念。这一理念希望在国家的崛起过程中尽量以和平方式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矛盾，以减少崛起和发展的成本。富于忍耐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扩张式发展结合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三、农民理性的嬗变：“中国奇迹”的限度与持续

在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特定的农民理性与工商业社会的优势结合，得以扩张，产生两种成熟社会都不具有的巨大功效。但是，理性是特定环境的产物，其内容、形式及其功效十分复杂。这种复杂性也使“中国奇迹”表现出其特有的限度并制约着其持续性。

农民理性具有特殊性。“中国奇迹”是事实，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为什么这一奇迹发生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或者为什么当今其他国家没有出现经济高速增长和政治相对稳定的“奇迹”？重要原因之一，是数千年农业文明传承下来的农民理性。这种农民理性是中国特有的，是无法移植和难以模仿的。印度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但与中国还存在相当距离。其中的原因之一在于农民理性的功效。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格局与农民相关的命题，摩尔早有论述，迄今仍然有相当的启示性意义。由特定的农民理性，或者说民情所决定的“中国奇迹”及其之后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因此更多地具有“中国性”，是“中国特色”的具体体现。正如我们不可轻易模仿西方模式、西方经验和西方道路一样，“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和“中国道路”的影响、作用也是有其限度的，不可轻易推及，其他国家不可也难以照抄照搬。当然，由“中国奇迹”导出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是非常值得总结和分析的。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传统农业文明十分悠久的国度能够崛起一个世人关注的“中国奇迹”。这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命题：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己的国情民意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

当然，在我们高度评价农民理性扩张对于创造“中国奇迹”的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意识到这种理性的扩张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短时间不明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个人代价和社会成本会逐渐显现。农业生产是一种简单劳动，处于自然状态，可以不需要时间、条件的要求。工业生产是一种复杂劳动，伴随着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如工业生产可能出现一般农业生产不会出现的工伤、有害物质等。永不停息和反复运转的机器生产将人变成机器的一部分，劳动强度大和单一性强。特别是中国农民工从事的加工业、采掘业、建筑业等，劳动强度高，人身风险大。农民进入这些生产领域以后，虽然没有考虑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要求，但也可能导致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特别是这种伤害因为没有事先的合约而得不到必要的补偿，不仅给当事人造成痛苦，也会使社会付出成本。如沿海地区的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山西等地不断出现煤矿安全事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