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

早在 1994 年，林毅夫就与他人合著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一书，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 [1] 进入新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有关讨论更多。 [2]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相对稳定，“中国奇迹”及其相关的“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成为热门议题，各种看法和观点纷纷纭纭，但认识视角主要是制度主义的。这些认识毫无疑问有相当高的价值，但历史创造的主体问题显然被忽视了。有关“中国奇迹”及其“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中国性”的观点，与其说是展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社会经济现象，不如说是提出了一个未曾预料的重大问题：“中国奇迹”是中国人创造的，而中国人的主体是农民。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充满传统主义的农民国度里，能够在短时间创造出一个“中国奇迹”？我们不能离开中国人讲“中国奇迹”，也不可离开“农民性”谈“中国性”。本文试图透过社会历史表象，从人这一创造主体的角度对“中国奇迹”的发生与发展加以分析。

一、对传统经典理论的挑战及其新的解释框架

无论持什么观点，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要解释“中国奇迹”，必须回答两个问题：它是何人创造，又是何时创造？这两大问题对传统经典理论构成强大挑战，是传统经典理论难以回答的。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的发展及“中国奇迹”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中发生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长期以来是社会科学界流行的经典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的建立时期，为 20 世纪初韦伯所奠基。从社会科学发展来看，韦伯是一个分类学的经典代表，特别是他将社会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理性社会，它们之间的魅力型社会只是一个过渡的非常规类型。 [3] 至此之后，传统被视为落后，现代被视为进步，便成为社会科学的定论，甚至成为不容置疑和挑战的意识形态。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作为传统社会因子的农民，自然是落后的传统社会因子，在他们身上没有任何进步的动力，只是固守传统的消极力量。因此，在整个 20 世纪上半叶，被视为传统保守力量的农民基本上没有进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

但世界社会科学界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是，正是“保守”的农民促成了一个个新兴国家的崛起；而新兴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农民的贫困问题。于是，自 20 世纪 60 — 70 年代起，传统农民被纳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出现了所谓‘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以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 [4] 尽管农民成就了这一意义上的革命，但是，社会科学界对农民的作用仍然估计得很不充分。美国学者亨廷顿是研究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政治学家。与前人相比，他对农民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但他也只是将农民视为一种稳定性力量，认为：“在现代化政治中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农村的作用是个变数：它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 [5] 至于农民在革命后的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却语焉不详。摩尔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界最重视农民作用的大师。他突破了西方固有的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理论模式，特别是发现，“在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分崩离析的传统社会所遗留下来的大量阶级因子，会对未来历史的造型发生强烈作用”。 [6] 因此他将代表作《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副标题定为“现代世界诞生时的贵族与农民”。摩尔充分估计到农民的革命性作用，他强调：“现代化进程以失败的农民革命为起点，在 20 世纪，它却经由成功的农民革命而进入高潮。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状态，是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但他对革命后农民的建设作用却持极端否定态度，认为：“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