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2）

以上传统经典理论自然无法解释“中国奇迹”的产生。这是因为，“中国奇迹”是在一个十分传统的国度里产生的。中国是一个世界上农业文明最为悠久的国家，形成了强大的农业文明传统。中国也是一个世界上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一直到 1990 年代，中国的农村人口仍然占世界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二。中国还是一个典型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民国家，即农民主要是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者，农民个体的力量相对薄弱。在一般理论看来，在这样的国家，由于强大的政治动员，可以兴起一场轰轰烈烈、改天换地的革命，却因农民先天的惰性或者说保守性而难以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在这样的国度，产生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时， 80% 以上的人口为农村人口，或者是纯粹的农民，他们是创造“中国奇迹”的主体。如果离开了农民谈“中国奇迹”只能给人以如此结论：好像“中国奇迹”是从天而降，是某个神灵的恩赐。因此，我们不能离开人这一世界主体谈经济社会发展，离开农民谈论中国。“农民性”与“中国性”密切相关。要理解“中国奇迹”，必须理解中国农民；要理解中国农民，就必须突破以往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经典思维模式，寻求新的解释框架。

尽管摩尔对革命后农民的作用评价过低，但他对两大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的农民所给予的注意，还是十分有启迪意义的。如果我们将“中国奇迹”与农民联系起来，就需要研究农民及其行为活动。为此，本文试图建立在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农民理性扩张的分析进路。

如果要将农民与“中国奇迹”联系起来，首先必须问“谁是农民”？所谓农民，一般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但是，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农业文明和短暂工业文明的国家，从事非农业产业的人群也主要来自于农村。在中国，三代从事非农产业的人群占极少数。因此，这种代际的关联决定了即使未从事农业产业的人群也深深浸淫和具有深厚的农民意识或者“农民性”。这种农民意识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直至中国领袖。所以，本文所说的农民主要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同时也包括具有农民意识的人。

农民作为主体，必然有其理性。当然，关于农民是否有理性，也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民学”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由此出现了所谓“理性小农”、“道义小农”等尖锐对立的观点。 [8] 产生争论的原因，也是在于传统经典理论对“理性”的界定。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经济人理性”的假说。根据这一假说，只有那些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收益的人才符合经济理性。韦伯在其基础上，又将“算计”作为衡量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尺度。后来关于农民理性的争论都源自于此。“经济理性”是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但也有其限度。这是因为，理性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理性作为一种主观意识，来自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环境，是客观环境的主观反映。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 [9] 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也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环境的产物，并不是先天就有，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从人的主体性、历史性看，农民也是具有理性的。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会形成特有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在特定的环境下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 [10] 理性除了是客观环境的反映以外，它一旦形成还会形成自主性，即思维惯性。虽然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深深植根于社会心理结构中的意识，作为一种文化基因，会继续支配人的行为。这就是近些年文化人类学所重视的惯习。历史愈长，惯习愈牢固。即所谓的过去告诉未来，经验支配选择。对于中国来说，数千年的农业文明传统的积淀，深深影响着农民，直至每个中国人的行为。因此，所谓农民理性，是指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仅来自于本人感性经验，还是长期传统的积淀。

理性支配着人的行为。理性的作用范围和功效有所不同。理性受制于环境，有时环境改变了，人们仍然会按自己惯有的理性行动，从而有可能产生理性在原有环境下所不可能有的巨大能量。这就是理性扩张。理性扩张是指在特定场域内形成的理性扩展到其他场域，从而使自己的功效得以扩展。这是因为，任何理性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中发生的。而社会的发展伴随兴起、成长、发展、衰退的生命周期。这种生命周期受制于社会成本的支配。 [11] 愈是成熟的社会，支配社会运转的社会成本愈高，生命活力愈会衰减。这就是为什么新兴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最为旺盛的社会，成熟社会往往是生命活力下降的社会。当在一种社会环境下形成的理性惯性进入到其他社会时，不仅可能激活原有的潜力，而且可能产生一种其他社会场域所不具有的特有功效，形成所谓的“叠加优势”和爆炸性的“突变”， [12] 实现理性的扩张。这在两种文明形态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产生于西方世界的商人资本和工业资本如果不是走向世界，进行殖民扩张，就不可能实现其资本理性，或者说早期城市商人伦理的扩张。商人伦理在西方社会更替时发挥了巨大能量，形成了后来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如果说是商人改变了西方，那么，农民则改变了中国。 [13] 农民不仅成就了中国革命，而且促使了中国改革，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