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5）

( 二 ) 勤俭

生产和消费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农民理性在生产方面表现为勤劳的话，那么，在消费方面则表现为勤俭，即努力节约，将消费支出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因为，农业生产收益有限，没有更多的财富可以消费。而农民的生产与消费是一体的，节支就意味着增收。同时，农业生产受自然天气影响很大，有丰年也有歉年，而外界不能提供相应的生活保障，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积累进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农民日常生活的节俭理性。

早期西方商业社会，为了积累财富，将节俭作为重要的生活理念。在亚当·斯密看来，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 [27] 只是这种节俭理念后来为日益扩张的社会消费主义所淹没。成熟的工商业社会是以市场为中心的，一方面生产能力无限扩大，另一方面，消费欲望也迅速扩张。因此，在工商业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今天一个普通平民的生活可能比一百多年前的皇帝还要好。但是，在成熟的工商业社会，经济是波动的，而且呈周期性波动。人们可以过上好日子，特别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超前过上好日子，但却难以应对危机。因为，人们的需求是刚性的，即“由奢入俭难”。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比较健全，促使人们愿意消费，甚至“超前消费”；加上各种营利机构以各种方式诱导、鼓励、刺激人们消费。这使得人们超出自己的能力，甚至超出自己的必要需求消费。由此就可能造成生产与消费、能力与欲望的脱节。发达国家近年出现的金融危机与国民的超前消费不无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步入以市场为中心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是无可争议的。同时，农民的节俭理性继续发挥着作用。这是因为，中国在进入工商业社会初期，尚没有建立起成本很高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民基本上没有多少保障。他们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寻求正常生活的保障，将消费限制在自己能力的范围内。量入为主、适度消费、储蓄优先、防范风险仍然是消费生活的重要原则。正因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成为外汇储备最多、民众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尽管政府一再强调拉动消费，但民众仍然十分谨慎地消费。将资金投入再生产，以钱生钱，或者更多地储蓄以应对不测，仍然是民众的主要选择。与“高工资、高消费、低储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则表现为“低工资、中消费、高储蓄”的经济类型。

节俭理性在经济波动剧烈的今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可以通过资本的滚动不断扩大再生产，由一个资本短缺的国家进入到一个资本剩余的国家，国家“不差钱”。另一方面，高储蓄率使国家和民众都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经济危机。在国际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只能利用历史遗留的金融垄断地位和成本高昂的保障体系来度日，中国则可以充分利用高储蓄而从容应对。

( 三 ) 算计

一般认为，商人是精于算计的。在韦伯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就在于算计。其实，农民也是会算计的。由于资源和财富有限，使农民不能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以满足自己和整个家庭正常生活的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认为，“农民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一般是精明的、讲究实效的和善于盘算的”。 [28] 但是，与商人的算计不同，在农业社会，农民的算计是缺乏交换的算计，是如何对仅有的“存量财富”进行精打细算的算计，主要是基于生存，遵循“安全第一”，是一种“过日子经济”。这种理性在传统农业社会只能平安度日，难以致富。

在西方国家，随着工商业社会的成长，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以交换生钱的商人算计发挥到极致，资本形式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转换，进一步向金融资本扩展。金融资本追逐的是以钱赚钱，以小钱赚大钱，短时间获得暴利。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居世界金融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其金融优势地位，过度发行货币，造成金融流动性过剩，“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出现一个个“经济泡沫”，也留下了一个个巨大的赚钱空间。正当西方商人理性醉心于“以钱生钱”之时，中国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登上了历史舞台，参与到世界经济过程中。而当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以后，他们不在乎赚哪些钱，只在乎有没有钱赚。只要赚钱，做什么都行。中国出口主要是日常生活用品，虽然利润薄，但保证有钱赚。因为，人们可以不坐飞机，不开奔驰汽车，但不可以不穿衣或家用。中国民营经济，或者说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商业经济的崛起，主要背景是原有国有计划经济体系不完善、缺乏活力，出现了大量的日常生活用品需求，而民营经济满足了这一需要。即便是有极其微薄的利润，农民商人也会做。这种算计已超出了“过日子经济”的限制，财富效应大大扩展。当民营经济走向世界之后，获得的赚钱空间更大。它们所经营的日常生活用品是发达国家不屑于制造和经营的，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未能进入世界市场的。在农民出身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看来，哪怕赚一分钱，只要有钱赚就是值得做的。中国短时间创造的巨大外汇储备正是在一分钱一分钱的迅速积累上形成的。正是农民的算计理性与世界大市场赚钱空间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