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4）

进入工商业社会，勤劳则会产生巨大的能量。工商业社会的生产可以超自然约束，财富增长总量是无限的。人可以更多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在实现财富增长的同时扩大需求并不断满足扩大了的需求，从而达致“勤劳革命”。 [22] 由于产品总量增长的空间增大，人们有可能在本人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使他人的财富并不减少。在工商业时代，资本收益的同时，也能使劳动的绝对收益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社会并不一定要以暴力战乱的方式重新分配财富。财富的积累有了可能。但在一个成熟的工商业社会，财富积累速度是有限度的。这是因为工商业社会是人为建构起来的社会，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加以各种约束，如“八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工作制”、“未成年人劳动保护制”等。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或者说工业劳动理性的建构。而这种现代性意味着生产成果的时间受到限制，或者需要支付愈来愈多的社会成本。

对于刚进入工商业社会的农民来说，他主观上并不知晓这些现代性，而仍然用他们千百年形成的勤劳习惯行事。这种农民式的勤劳可以在工商业社会产生巨大的能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是最有活力或者说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世界新华人经济、沿海外资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三大经济体的主体都是农民。他们的劳动时间在世界上是较长的，他们的劳动条件在世界上的要求是较低的。 [23] 由此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商品，并占领世界市场，形成了对成熟工商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一些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开厂经商不讲规则，没有时间和条件限制。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些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在农民劳动心理习惯中，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星期六星期天的意识的。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的员工主体是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制造加工业等初级产业，普遍采用的是做多少得多少的计件工资制，而不是通行的计时工资制。计件工资表现比较直观，管理简单。计件工资制与农业劳动报酬相类似，也是做多少得多少。马克思认为：“‘计件工资’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 [24] 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劳动者会自动投入更多的时间，生产更多的产品。在工商业社会，“时间就是金钱”，多投入劳动时间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收入，这是传统农业社会所不可能有的。所以，在新兴企业里并没有因为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而出现员工“闹事”，“闹事”的主要原因是付出了劳动而没有获得收入。相反，在相当多的农民工看来，有事做，能够加班，就可以有更多收获。在一双具有“现代性”的眼睛看来，农民工做的是最脏、最苦、最累、最危险的工作，但在农民工看来则是“自由选择”：一则可以比农业生产有更多收获，近 20 年农民普遍盖了新房，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打工。农民现金收入中，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比例不断上升，已远远超出农业劳动收入。农民事实上早已开始自我的“以工补农”。沈红等人的实地调查说明“二元经济中劳动力的再配置……产生了‘双重效益’，一方面曾经属于剩余或者说不尽其用的劳动力现在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另一方面仍留在农业领域的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和平均产品也相应获得了增加，其结果农户总体经济状况有了改善”。 [25]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对传统部门通过现代部门获益给予了精当的评价，认为：“传统部门通过该部门的人口随缘转入现代部门挣钱并给家里汇款而分享现代部门的利益。” [26] 二则农民刚进入工商业领域时并没有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的意识和要求，挣钱或者通过劳动挣到更多的钱是最高目的，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尽管他们在外务工辛苦，但当他们一年一度回到家乡能够带回在家乡不可能获得的收入，他们内心会油然生起自豪感和满足感。中国能在短短 20 多年内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不能不归功于不知疲倦的农民工这样一群“勤劳的蚂蚁”。是勤劳而不是技术扩张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农民的勤劳理性与工商业社会提供的致富空间形成“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