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6）

( 四 ) 互惠

有人说中国农民天生“善分不善合”，其实“分”与“合”都存在。农民互助合作由来已久。因为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生产和生活全过程，特别是在农忙时期，农民都会以换工等形式互帮互助，实现的是互相均衡收益，即互惠。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助互惠行为更多，如“患难相恤，守望相助”，婚丧嫁娶等生活大事的邻里之间互相帮忙，资金互惠的“抬会”等。“帮帮忙”成为传统中国人的口头语，也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斯科特通过观察，认为：“互惠这条道德原则渗透于农民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之中。”“它意味着被接受下来的礼品或服务为接受者带来了相应的义务——有朝一日要以相当的价值给以回报。” [29] 而“建立和维持互惠关系主要取决于信任、公平和相互尊重的性质。” [30] “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 [31] 但在农业社会里，这种互惠只是为了顺利度日，是同质要素的叠加，难以使财富得到增长。

商业社会是一种由于交换和竞争引起的互不信任的分立性社会。这种社会分立在西方源远流长，由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奴隶制，到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再到庄园黑奴制。特别是早期的西方商人是在封建社会的夹缝中生长出来的，充满着不是你输就是我赢的尔虞我诈，并随着财富增长出现了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工业革命后整个社会又裂变为利益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劳资尖锐对立和冲突。这一传统一直沿袭下来。 [32] 为了缓和矛盾， 20 世纪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实行“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社会制度。但这种制度需要支付高昂的社会总成本，从而降低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中国农民进入工商业社会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阶级，也没有阶级的自我意识， [33] 更没有界限分明 ( 如奴隶制 ) 的两大阶级对立和冲突。阶级利益冲突和对立为温情脉脉的宗族乡亲人情伦理关系所稀释。这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缺乏阶级意识 ( 阶级自觉 ) ，尤不习于阶级观点 ( 本于阶级眼光分析事物 ) ”。 [34] 当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民式互惠理性进入工商业日常生活之中，使劳资合作有了可能。当地人出地，外来资本出钱，外来农民打工，实现三方受益。尽管老板赚了钱，但农民没有什么反感，因为他们也从中获得了比在家务农多得多的收益。改革开放以后，沿海地区的许多工厂被称之为“血汗工厂”，资本在中国获得的利润率大大高于其他地方 ( 这也是外资纷纷进入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 ，但劳资之间的冲突频率和烈度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甚至是远比中国落后的非洲国家。为此，社会才有可能在经济尚不发展的条件下不需支付高昂的社会成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从互惠理性中获得了巨大的活力和竞争力。中国的商品之所以能够行遍世界，连有着悠久工商传统的老牌西方国家也只能祭起贸易保护主义大旗，道理很简单：“一个便宜十个爱。”中国依靠廉价的商品叱咤世界市场风云，而廉价的商品来自于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劳动力又来自于劳资合作，劳资合作的源泉则是农民的互惠理性。这种合作互惠是异质要素的相加，可以形成增量财富。因此，农民的互惠理性与低廉的竞争成本结合形成的“叠加优势”成就了“中国奇迹”。

这种农民式的互惠理性提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倡导的合作主义对外关系，形成国家间的合作模式。合作而不是冲突，对话而不是对立，互惠而不是互损，不仅为中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添彩，而且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总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