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3）

在我们回答何人创造了“中国奇迹”的同时，还必须回答何时创造的问题？同样的农民，同样的农民理性，为什么在长期的历史中只能产生十分有限的能量，而近 30 年来则产生出了巨大的功效 ? 这取决于环境的改变。就国内而言，是改革开放促使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就世界而言，是发达国家的社会成本日益高昂、生命活力相对衰减、欠发达的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的大变革的交替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适应了国内社会转变的要求，也适应了世界格局的变革。改革开放前，中国主要是农业社会。农民理性与农业社会是相匹配的，其作用也是有限的，主要适应于生存的需要，或者说是生存理性。“在一元经济条件下，假如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集中，那么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即使存在也不会很显著，即表现为一种‘大众贫困’。” [14] 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工商业社会，二元经济结构不仅更为明显，更重要的是处于结构性开放状态，农民可以自由跨越经济结构，向非农领域流动。农民面对的工商业社会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别国已成熟的工商业社会及其理性原则，对于中国农民则十分陌生。而农民闯入或者卷入这一陌生世界之时，仍然会按照其在农业社会形成的理性行事。农民理性的优质因素与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优质因素的有机结合，会释放出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商业社会都未有的巨大能量，产生“叠加优势”。 [15] 农民理性正是在这一起承转合的历史关节点上得以扩张，由生存理性扩展为发展理性，从而成就了“中国奇迹”。

二、农民理性扩张怎样造就“中国奇迹”

农民理性是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环境中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不是来自于经典文献，而是来自于日复一日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由于中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记录和提供国家治理的学说，来自于下层的农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没有较多见诸于经典文献。相对文化经典而言，农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对他们的影响更大，也更为持久。本文所说的农民理性主要便是农民通过自身及其前辈的活动经验形成的意识、态度和看法，它们更多见诸于谚语等常用话语之中。为此，本文将以农民理性中的关键性词语来说明农民理性扩张是如何造就“中国奇迹”的。

( 一 ) 勤劳

勤劳是指辛勤地劳动，将劳动视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它是农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这是由农业生产特点和方式决定的：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受大自然支配，是自然环境的依附者。传统农业主要依靠两大生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劳动。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劳动投入。有所劳才有所得，多一分劳动多一分收获。劳动不仅是生存的目的，而且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人的一项“天职”。特别是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强劲的体力多于良田”， [16] 更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投入才能得以生存或者积累财富。而中国的农民在人身上是自由的，他们与农奴不同，能够将劳动与收入联系起来，有劳动积极性。中国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勤劳的群体，没有劳动时间限制和劳动条件要求。“勤扒苦做”、“起早贪黑”是高尚的、为人称道的行为；“休息是不符合道德要求的”， [17] “游手好闲”、“好吃懒做”、“偷懒耍滑”更为农民所鄙视。毛泽东指出：“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 [18] 又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19] 韦伯也认为：“中国人的勤奋与劳动能力一直被认为无与伦比。” [20] 还有人则将中国人视为“勤劳的蚂蚁”。

但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勤劳难以致富。首先是自然条件限制。农业生产受自然约束，其收获受季节的限制，劳动产品的增长是有限的。直至改革开放前，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由于没有化肥，农民只有通过不断松土，增加劳动投入，以获得多一点点，甚至微不足道的产品。这种劳动投入愈来愈多，收益却不能相应增长，甚至为负收益的现象，在黄宗智看来属于“经济内卷化”。 [21] 其次，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人与土地的关系。土地资源总是有限的，产品总量难以增长。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土地平均占有至多也只能是勉强度日。如果要获得比他人更好的生活，必然要占有更多的土地，由此就会造成土地兼并，即利己必损人。当土地兼并严重，就会产生战乱，用暴力的方式重新分配土地，将富人变穷，即“富不出三代”。所以，传统农业社会是一个贫穷而平均的社会，勤劳并不能致富，勤劳的功效是十分有限的，表现为“勤劳的贫穷”，或者说是“有效率的贫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