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年耗3亿申遗”还得三思而后行（2）

“申遗”的请柬上写着“人傻钱多速来”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场文化遗产选拔考试中，来自中国的面孔绝对引人关注。虽然中国是申遗世界中的后来者，却用火箭的速度直线飙升至世界第二的宝座上。当然，这有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地理景观的功劳。但不可否认的是，全民鸡血式的冲锋陷阵，也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成功率。

借用联合国的这块金字招牌，来向世界推销自己的文化和景色，这绝对是一本万利的好事情。面对老祖宗留下的货真价实的遗产，不好好利用开发，的确有愧先人的厚泽。同时，在看到先行者通过“申遗”之后风光无限的滋润，必然挠起了当地上至官员、下至百姓的痒。且看洛阳龙门石窟“入遗” 前每年门票收人1000万元、“入遗” 第二年就达到了2700万元。如此立竿见影的数据表，又怎么会不成为“申遗”最原始的动力呢？

然而申遗并非捷径，而是有着相当高的准入门槛。不仅又有先天的资源，还要有后天的堆砌。换句通俗的话，就是要让景区看起来大气，各种配套设施必须在短时间内配的上“世界遗产”。而这种大跃进式的烧钱方式，很容易给当地经济造成缺血。2010年8月，中国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付出的10亿元中，国家级贫困县新宁就承担了4.5亿元，而2008年新宁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两亿元。不说别的，光看账面上就知道是怎样的竭泽而渔。

在申遗的道路上巨大投资，瞬间加重了其豪赌的性质。然而申遗本身并不具备财富敲门砖的功效，很多地方并没有因为申遗成功后而鸡犬升天。平遥古城申遗成功十多年，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而不见经传的小县荔波申遗成功后，却为此背上高额债务，未来10年中还须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然而即便有不如意的案例，却依然阻挡不了中国的申遗大队排到下世纪门槛。

前段时间兴教寺拆迁风波，也是申遗闹剧中的小小涟漪。作为丝绸之路打包申遗的押宝，兴教寺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对自己“伤筋动骨”，甚至都惊动了“大师兄”六小龄童。对这种死了也要爱的申遗执着，我们其实很容易就看出这其中的泡沫成分。当以政绩推动，和透支资源为出发点的申遗，很难想象到最后它是否能保留原汁原味的初衷。当人傻钱多速来的现实语境如此凸显的时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联合国官员都要呼吁冷静看待申遗了。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只是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呐喊。

每年花费3亿元申遗充斥着“功利”

为了申遗，每年要花大约3亿元，这是令人惊叹的，其实，这还不算最多。“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陕西“丝绸之路”申遗需数百亿资金。可即便花费的是天文数字，但在官员看来，无疑是值得的。

申遗一旦成功，官员的政绩资本就相当雄厚，升迁恐怕几成定局，而随之而来的景区门票也会不断高涨。申遗成功后，旅游带动GDP的神话，是地方官员最为津津乐道的。

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申遗成功，的确是荣誉和自豪。但申遗却需要量力而行，不能置民生工程于不顾，最重要的是，申遗的目的不能过于“功利”，不能为了申遗而不择手段，要知道，申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遗产，而不是想从中挖掘更多的利益。冯骥才曾经很痛心地说，中国申遗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审遗”。申遗是保护的开始，不是开发，不是创造，更不是打造。然而，诸如“张家界架设观光电梯事件”、“曲阜孔庙水洗事件”、“故宫星巴克事件”等事件，已经在无情地摧残着“遗产”的灵魂。

申遗不是暴利的代名词。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世界遗产公约》的首要准则是‘保护第一，合理利用’，申遗实际上是向全世界立下了保护遗产的‘军令状’。”如果不是为了保护遗产而去申遗，如果不是量力而申遗，如果不是在经济有余的情形下申遗，如果申遗没有取得老百姓同意，那么，我们不需要那种只有官方意图的申遗。为何不把3亿元花在保护遗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