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摩亚:意思就是说,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指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他打仗还是很行的,现在主要是打仗,他还要讲你要搞宣传搞组织,这方面都行,但你军事不行。
黎辛:博古为了革命,他说那就让毛泽东当主席吧,他就这么提出来了。
解说: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解除了博古半个月来的心理阴霾,第二天,他找到潘汉年,两人畅谈近4个小时,博古特意向潘汉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权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
李海文:因为当时还有很多人反对博古交权,李维汉的回忆录里讲过,说凯丰,凯丰还有一个名字叫何克全,就说过,现在谁对谁错还为时过早呢,还没有成为定论呢。
李维民:凯丰就说,你这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一说就算数啦,那意思你应该坚持,不能退下来。
解说:博古还是主张把权力交出来,只是最终接替他的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
博古找来警卫员康念祥,要他把象征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两口箱子挑到张闻天那里。
秦摩亚:有两只箱子,周恩来就眼睛盯着这两只箱子,博古很聪明的人,他就很快就说,把这两只箱子就送到那个张闻天那。
黎辛:交出来政治局的章,书记处的章,总书记的章,他说我交代完了,文件箱子在我这儿,明个挑到张闻天那我就没事了。
李海文:遵义会议以后,博古主动让权,我觉得就从这点就说明博古没有个人野心,他参加革命,他不是为了解决他个人的出路,他是为了我们民族,我们党,他犯错误,他是认识问题,他不是说有意地要使我们党变坏,要使我们党失败,他不是这样的,所以他不把个人的地位,个人的名利看得太重,所以他主动让权。
解说:1935年6月12日,博古等人所在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此时,在经过8个月的长征之后,红一方面军只剩下8000余人,但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力量的悬殊让张国焘的心理发生变化,他多次找到博古“谈心”,还派来和博古曾经是同学的陈昌浩了解他的态度,可博古却不给他们好脸色。
对于张国焘日益表现出的政治野心,博古有所觉察,在张国焘的要求下,中央常委会增补他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又把总政委一职让给他,但张国焘仍不满足,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成立伪中央。
黎辛:张国焘就一会师,第一个就找他问遵义会议怎么开的,毛泽东说说,他说我们四方面军不承认遵义会议,它的决定是不合法的,他就挑拨让博古跟他们分开,跟他合作,陈昌浩是跟博古苏联的同学,关系本来也不错的,张国焘跟博古谈不拢,陈昌浩来也谈不拢。
李海文:博古在这个和张国焘的斗争当中,自始至终和毛主席是一样的,并没有说我们两个人原来有争议,我们两个人有分歧,所以我就站在张国焘这边怎么怎么样,张国焘这边力量大,他没有。
解说:对于博古的态度,毛泽东曾在事后特意对周恩来说,博古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5年10月19日,红军到达陕北吴起,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10月29号,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博古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任命完毕,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拍手赞同。
解说:清凉山上,博古做的是他熟悉并擅长的工作,办报,在经历了一系列风风雨雨之后,他真诚地说,不愿再担任什么要职,只想认真地办好一份报,他向毛泽东建议,延安应该像国统区一样,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毛泽东采纳了他的建议。1941年5月15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
李锐(原毛泽东兼职秘书95岁):这个报纸对共产党来讲,是毛泽东所谓的笔杆子、枪杆子,两杆子嘛,笔杆子最重要的就是报纸。
黎辛:《解放日报》得印上万份,不光陕甘宁边区发行,还往别的抗日根据地发行,不下大决心办不了的。
解说:博古请来李锐、吴冷西、林默涵、丁玲等一批文艺界、知识界人士协助办报,为他们安排优厚的待遇,当时记者、编辑、校对每月的报酬有六七斤猪肉,这在困难的陕北是很难得,报社纸张缺乏,博古让编辑人员用马兰草纸印刷,因此,最初的解放日报都是黄色。
博古每天早晨六点半到报社,改稿、校对、印刷,忙起来连吃早饭的时间都没有,炊事员将早饭费力地挑到报社办公室,他还得原封不动地把它再挑下山。
在同事眼里,身为社长的博古为人热情、直爽,高兴的时候哈哈大笑,笑声能从山上传到山下,孩子们有时候称他是“母鸭子般”的笑声。博古没有官架子,行政科的人能对他直呼其名,他也时常称呼别人“老兄”。
在同事黎辛看来,这一阶段,博古和毛泽东的合作非常愉快,他经常和毛泽东通电话,汇报工作,或者到毛泽东处小坐,遇到重大新闻,博古也会亲自拿着稿件给毛泽东审阅,创刊开始,解放日报第一版为国际要闻,第二版介绍国统区情况,第三版才是陕甘宁边区情况,第四版为文艺副刊,这种版面设置维持了大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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