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东: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政策（4）

（四）在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邓小平立足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形势，提出在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把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为此，邓小平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在优化体制编制、完善武器装备、提高教育与训练以及实现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方面取得了可观的积极成果。等到退出政治舞台时，邓小平给接班人留下了一支规模更小、武器装备更好、教育水平更高、对现代战争理解更深刻的军队，以及更强大的“军民结合”的军工企业，使他的接班人得以继续致力于军事现代化。[27]

实现军队现代化是邓小平坚定不移追求的目标。1977年8月23日，邓小平在出席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28]正是在直视我军现代化水平较低且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这一现实下，1980年9月19日，邓小平在检阅我军在华北地区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时郑重提出了“必须要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总目标。

邓小平认为，实现军队现代化，一方面必须要在国防建设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之下进行，另一方面必须对军队进行大胆改革。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际局势趋于缓和，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国防建设要服从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方针。他说：“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29]同时，邓小平对军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不俗成果。第一在优化体制编制方面，在邓小平亲自领导和组织下，成功实现了军队大规模裁员，到1987年我军员额由600多万人压缩到300万，新组建了陆军航空兵、电子对抗兵等部队，加强了特种兵建设，成立了国防科工委。第二在完善武器方面，从1985年到1989年，一大批常规武器通过设计和生产定型，137个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有不少成果还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战略武器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980年成功发射洲际导弹，1982年核潜艇水下发射战略导弹成功。[30]第三在提高教育与训练方面，按照教育“三个面向”的方针，开始形成了由初级、中级、高级指挥院校构成的指挥军官三级培训体制，建立了专业技术军官培训体制。第四在实现军工企业“军民结合”方面，邓小平鼓励军工企业实现“军民结合”，要求把军队部分设备和技术转向民用经济，生产更多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民用产品，这一举措，一方面改善和提高了军工企业和军人的经济地位，另一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五）在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实行全方位外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在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前提下，邓小平在仔细观察国际局势的基础上，果断调整我国外交方针，实行全方位外交，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外交领域的改革，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外交成果，另一方面为我国创造了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保障了国家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20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趋于缓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认为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是可能的。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外交工作的基本任务就变为配合国家的经济建设，并为此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明确讲到：中国最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不错，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符合我们这个宏伟目标的，尽管这个宏伟目标人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仍然称之为宏伟目标。[31]在这一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外交工作的方针开始调整，从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转变为全方位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第一次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一重要论断。这一新论断加速了我国外交工作方针的调整。1986年3月，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把我国的对外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阐述了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这份报告表明，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外交方针的调整，外交工作已显示出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为实现香港和澳门回归奠定了基础。经过这次调整，中国外交开始向全方位发展，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已经初步形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苏东剧变，邓小平高瞻远瞩，坚持认为外交工作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目标，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二十四字方针。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在向第三代领导集体交待他退休后的事宜时说：“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32]1990年以后，邓小平又提出了“不当头”、“少露锋芒”和“有所作为”的思想，后来我们用“韬光养晦”代替了“少露锋芒”，这样就形成了邓小平对外战略策略的二十四字方针。这一方针，避免了与外国发生正面冲撞，为我们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从而为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增强综合国力赢得了宝贵机遇。

三、余论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中国：百废待兴的经济；“左”倾思想仍在许多干部和群众中存在；一个把新思维完全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难以弥合的裂痕；民众对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敌视；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强烈抵制；城乡社会僵化的结构等等。无论中外，很难有人体会邓小平踏上改革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33]所以，铭记“文革”之痛的邓小平，面对严峻的国内现实，深感社会秩序是多么脆弱，只能或者必须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不断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这是明智的，毕竟邓小平承担的主要责任是把中国引向改革开放之路，其他的任务应该交给下一代人。尽管人们对于邓小平改革的评价不尽相同，但面临“文革”后我国的严峻现实以及邓小平掌权时已74岁高龄的客观因素，历史给他的时间是如此短暂，所以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以及据此展开的治国政策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快速发展了经济、迅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成功地推动了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转型，社会生活更加开放和自由，使中国从一个落后、封闭的国家走向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经济强国。

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政策，不仅存在于邓小平时代，也存在于当今社会，并且正在深深影响着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仍然生活在邓小平时代。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仍然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他领域的发展与改革仍然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但是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历史时期，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开始形成，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和纠纷日益增多，公民维权事件层出不穷，贫富差距开始不断扩大，社会呼唤公平声势日强，消极腐败现象出现蔓延态势并正在迅速销蚀公众的忍耐度，食品安全、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我国进入一个矛盾凸显、利益纠葛的发展时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问题和矛盾的出现，一方面与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等体制没有跟上社会的发展实际紧密相连。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应解决“文革”后我国发展实际产生的邓小平的治国理念及其治国政策，已经不完全适应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实际，所以我们应该在坚持邓小平治国理念和治国政策的正确大方向的前提下，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愿望与要求，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与时俱进，积极完善和发展这一治国理念及其治国政策，不断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与发展，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实际需求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