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东:邓小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政策（3）

再次在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针对当时党内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问题的困扰，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2]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我们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不断发展。从党的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三大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特别是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3]邓小平为“市场经济”正了名，不仅使人们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最后在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和推进对外开放格局形成方面。邓小平积极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并积极促成了我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批示下，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并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4年2月24日上午同中央领导班子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14]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放上海、天津、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从1985年开始，先后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厦漳泉三角地区、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在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开放6个沿江开放城市和14个沿边开放城市。至此，我国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的对外开放格局。

（二）按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审慎而又果断，在深刻反思和总结“文革”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并规划和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前行。邓小平提出，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按照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要求，从而有力保障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一方面，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与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相适应。1978年10月11日，他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革命，“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5]在这里明确提出了要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管理方式，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要进行政治制度上的改革，并且指出政治制度的改变要适应于经济建设。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邓小平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86年9月3日，他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6]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了政治改革的总体设想，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内容、原则、方法和步骤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的“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7]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邓小平主张“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第二个内容是权力下放；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18]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邓小平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同时，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20]并且要遵循稳妥的方法和步骤，“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周密，步骤要稳妥”。[21]在邓小平的积极建议下，1986年，党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经过充分调研和广泛论证，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初步方案）》，其主要内容写入了党的十三大报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入议程，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并就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目标、内容等作了详细论述。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政府机构改革等7大方面。很显然，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的总体设计方案，完全体现了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

（三）现代化建设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而其基础在于教育

邓小平放眼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科技与教育落后的现实，提出现代化建设必须紧紧依靠科技和教育，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而基础在于教育。为实现科教兴国战略，邓小平勇于突破“左”的观念和做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论断，领导制定了推进科技与教育发展的新举措，使我国的科教领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从而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邓小平认为，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没有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2]邓小平以强烈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吹响了向现代科学技术进军的号角。1988年9月5日，他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3]邓小平的这一新论断，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概括。此时，科技体制改革也在同步进行，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正式公布实施。《决定》提出了科技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提高科技机构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加强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和尊重科技人才是其中的重点。在邓小平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国务院先后批准和实施了“星火计划”、“863”计划和“火炬计划”，这一系列举措极大得推动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邓小平的科教兴国战略中，教育与科技是并重的。邓小平认为，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就必须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而要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因此，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基础在于教育。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24]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都要靠教育。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把教育列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三大战略重点之一。[25]1985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更明确地规定：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教育工作。[26]并且，邓小平在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从理论与实践上纠正了偏差，使我国教育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第一，以“恢复高考”为突破口，改变了“文革”期间不合理的大学生招生制度，恢复了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掀起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第二，提出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三，打碎了套在知识分子头上的枷锁，并千方百计创造条件解除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创造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