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火器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中国是世界上首先发明火药的国家，也是首先使用火器的国家。唐哀宗天佑元年（904年）火药已经被应用于军事，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又发明了原始的管型火药火器，在连发火器的研制方面也走在世界的前列。自13世纪始，火器经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此后，火器在欧洲获得了长足发展，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火器革命。近代火器革命为什么没有在火药的故乡中国产生，出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主导思维模式的消极影响    

阴阳思维模式是中国古代科技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模式。中国古代在正负电荷、磁性两极等对称性结构的研究上领先于世界，在因果关系等非对称性结构的研究上相对落后，皆与阴阳思维模式适于解决对称性问题有深刻联系。而阴阳思维模式的泛化，则是中国古代科学误入哲学化歧途并难以迈向实证性科学的重要原因。一旦阴阳范畴的应用超出哲学层次与深层科学层次，而将其无条件地推广至一切领域和层次，使一切事物、现象、变化都直接与阴阳互补结构挂钩，这必然导致以哲学代替科学、以纯粹思辨代替实证研究，形成科学研究哲学化的恶劣倾向。中国科学史上无数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曾陷入这一误区。纵观中国古代所留传下来的许多科技著作中，大多都是属于对当时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除猜测性的议论外，极少进行科学理论的探讨，凡是讲不清所以然的各种科学现象，往往都用“阴阳学说”来解释。对于火药成分硝石、硫磺、木炭的性能、古代人讲不清楚，同样把它们分到“阴”“阳”两类物质中去，认为火药的爆炸是由于阴阳两类物质的矛盾作用的结果。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的解释堪称代表：“凡火药硫为纯阳、硝为纯阴，两精通合，成声成变。”这一个解释并为说明火药爆炸的内在机制，但却给当事者一个虚幻的满足，同时也使无数的读者获得似是而非的答案，从而在客观上障碍了火药内在机理的深入探索。

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束缚    

中国传统科技的许多内在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造成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皇帝和官僚阶层最关心的大事一直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统治，其建立军队的目的主要不是增强国防力量以对付外国侵略，而是对内镇压。对于这一目的而言，军队所掌握的传统的“十八般兵器”之类的军事技术就足够了。因此，不但统治者没有必要去研制新的武器装备，民间要是有人胆敢从事这种工作，也将遭到残酷惩罚。孙中山就说过，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创造新器，发明新学，人们以惧死刑，不敢从事”。同时，封建统治者还制造了一种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柱的不思进取、愚昧落后的文化氛围以让人民俯首帖耳地听命于统治者。“学而优则仕”就很露骨地指出了掌握知识的功利主义目的。因此，中国古代科技的功能首先在于为统治者服务。科学技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始终不过是“末由小道”“奇技淫巧”，科技人员在士大夫眼里，只能算是“方技者流”。满清入主中原后，长期以骑射为根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在国家政治权利专制下，不仅不重视火器的改进，而且对于一些火器书籍、发明创造严格限制。如清初火器专家戴梓曾发明一种形似琵琶的“连珠铳”，火药铅丸贮于铳脊，以机关开闭，铳有两机相连，扳第一机时，火药铅丸自动落于筒中，同时第二机转动，摩擦燧石发火，装填一次便可连射二十八发。这种类似近代机关枪的火器在当时世界上绝无仅有，但清王朝不予采用，遂使“器藏于家”。康熙平定噶尔丹以后，明令禁止进行火器研制，甚至将前代关于兵器的书籍列为禁书，致使火器失去传承。此后清代各朝因袭康熙制定的政策，对民间私造火器作出了变本加厉的规定。雍正规定“鸟枪硝黄，不许民间藏匿”；乾隆上谕：“私藏火炮及私造鸟枪者，系官革职，兵丁鞭一百革退，火炮鸟枪俱入官”；道光年间，“凡合成火药十斤以上者，照私铸红衣大小炮位例处斩，妻子缘坐，财产入官”。在清朝以政治强权推行火器限制的政策下，近代火器革命在中国产生是不可能的。加之封建君主由于短视和无知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断绝了西学东渐的道路，可以说，清廷内堵死了自主创新的源泉，外切断了科技传播的渠道，火器发展几乎完全停滞。以火器著述为例，自南怀仁的《神威图说》（1682年）和《穷理学》（1683年）发表之后，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近一个半世纪竟没有一本论及火器的兵书问世。

单一农业经济造成的严重恶果    

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程度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生产发展的需要会促使人们去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加以变革，同时生产的发展又可以为人们提供新的研究资料和更为有力的研究手段。欧洲近代科学正是在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和航海贸易实业的需要下兴起的。火器西传后，一开始的进步还是比较缓慢，后来就以持续加速的步调发展。其原因正是因为蒸汽机引发的革命带来了工业各领域的巨大变革，反过来又刺激着科学各分支的发展。科学、技术和工业形成相互促进的上升模式，18世纪末，这场工业革命最终导致战争走向工业化，大批量生产、装配线技术相继产生，工厂成为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 19世纪末，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已拥有 2.5万名员工和各种先进的机器设备，包括一个星期能冶炼700吨钢材的设备，能制造2500支李恩飞式后装击针线膛连发枪和维克斯机枪的设备等。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业立国，农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自给自足的单一农业封闭经济成为长期阻碍中国发展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一个根本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业生产技术在几千年中几乎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与进步，操作过程单调往复，生产技术因循守旧，这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火器技术的发展起了一种消极的限制作用。马克思指出：“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的风暴所触动。”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结构的长期停滞使得与其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结构也长期停滞在古老而幼稚的形态中。因此，火器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