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双重后果（2）

三、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转变

我们这里讲的神圣价值观，当然包括宗教，但主要还不是宗教。就如古希腊时期那样，“宗教虽然是神圣价值观的起点和基础，但并不是神圣文化的全部。西方前现代文化传统可以被看作三个民族精神的整合，即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希伯来的宗教精神和罗马的法治精神，这三者不能全被归结为宗教，但都归属于神圣价值观”。③因此，宗教固然是神圣的东西，但本来按宗教标准为“世俗”的东西也可以神圣化而被奉为神圣的东西，即以世俗为神圣。

对中国而言，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还可把所谓儒教、道教、佛教看作是宗教，因而具有宗教神圣价值观的话，④那么，对改革开放前30年主张彻底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中国社会而言，却在无宗教的前提下盛行着“以世俗为神圣”的神圣价值观，即这种神圣价值观主要是指被宗教化(或准宗教化)和被神圣化的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伦理价值观，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宗教。这种政治伦理价值观实际上是把在宗教看来很世俗的东西神圣化了，就像资本主义社会把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等等经济伦理价值观作为人们信奉的神圣价值观一样。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政治伦理的神圣化集中体现在合作社、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乌托邦、政治理想主义和革命政治教条，形成了“理想—神圣”、“革命—神圣”的价值观模式。譬如，那时常常把理想称为“神圣的理想和革命的理想”、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称为“神圣的事业和革命的事业”，把政治参与如选举投票看做是“神圣的一票”，在职业选择时为了消弭职业的贵贱之分而将所有职业都说成是“神圣而高尚的职业”，甚至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而把具体工作或劳动也说成是“神圣的工作”，如此等等，更遑论搞领袖崇拜的造神运动的“神圣性”了。这些政治伦理的神圣价值观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即神圣价值客体的世俗性、神圣价值理想的空洞性和神圣价值形式的准宗教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按照通常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而世俗化与神圣化的祛魅又是同一个过程，这就意味着神圣价值观的解构与世俗价值观的建构是同时发生的，或者说神圣价值观开始向世俗价值观转变。其中作为神圣价值观之重要表现形式的理想价值观最能说明这种转变的实质。理想与神圣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理想本身就具有神圣性，只有神圣的事物才能成为理想的对象，也只有成为理想的东西才具有神圣性。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高扬理想主义的旗帜，并按照理想主义去设计和实践社会理想目标。但是，由于理想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超越了人们的觉悟程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想的准宗教化、革命化和空洞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理想表现出宗教那样对偶像崇拜式的狂热，所以它具有一定的宗教化色彩，一切神都死了，“剩下的就是内在的和理想的神”⑤；革命不仅变成了一种高调的口号，甚至逐渐转变成了人们所信奉的理想，理想总要冠以“革命”的外衣，即“革命的理想”。所谓革命的理想，不仅是说理想具有革命性，而且指革命本身就是理想，这样，在一种“理想主义”时代，“革命”就是一个最时髦的话语，甚至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理想的标尺；理想的准宗教化和革命化，使当时中国社会为人们所设定的理想具有明显的宏大叙事的色彩，宏大叙事的理想与人们的生活理想严重脱节，因而对于老百姓而言，这种宏大理想就是空洞的。然而，理想的被扭曲，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侵入，特别是市场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致使改革开放之后原来那种宏大叙事的理想逐渐失落甚至出现了所谓理想危机，逐渐取而代之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日益世俗化，以致迄今为止世俗化的价值观甚嚣尘上。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虽然世俗价值观正在逐渐形成，但仍然还是一个以“主义”为特征的话语时代和理想主义时代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世俗化的价值观就完全将原来具有神圣性的理想价值观挤压到边缘地带，不仅如此，甚至“崇高”也已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人们开始追求一种“过平常日子”的世俗化的生活，过去那种宏大的神圣化的理想开始被日常生活或生活理想所取代。理想被从“天上”降落到了“人间”。这无疑是社会价值观的一大进步。

但是，世俗价值观所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人文精神的失落和对终极意义和价值的淡漠，以及理想和英雄被各种偶像所替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已变身为一个空洞的能指，一段遥远的记忆，以及我们生活中的“他者”。也许，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仍然是人们所呼唤、所需要和被感动的美好的东西，但却很少有人去身体力行地践行了。人生已经无需反思，思考和追寻人生的意义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教育只教学生知识、技能和谋生的手段，甚至把学生直接变成一种自为自利的工具，德育则成为了不论是对教育者还是对被教育者都是一种“被要求”的东西。追逐、崇拜和成为偶像已是当今青少年最大的理想。无可否认的是，在弥漫着世俗价值观的中国社会，理想迷失了。

四、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转变

“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与“神圣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是密切相关的。譬如，一般而言，神圣价值观可以划归精神价值观的范畴，而世俗价值观最终要用物质价值观来加以说明和体现。因此，本来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但是，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与神圣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毕竟又不能完全等同。如果说神圣价值观和世俗价值观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一种价值追求的角度而言的话，那么，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则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两种生活态度以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种价值世界的角度而言的。人都生活或生存于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因而也就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两种生活领域和生活状态。

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中国社会一直将精神生活置于物质生活之上，崇尚精神高于物质，精神是高尚的，而物质是卑琐的，这样，就把精神价值观置于至高无上的甚至神圣的地位，而极力贬损甚至打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然而，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众的精神生活，以及对精神价值观的崇尚，并未表现在文化生活上，因为那时的文化生活本身是极其贫乏的；更未表现在心灵生活上，因为以心灵生活为核心的审美需要、求知需要、怡情需要以及终极探究的需要，是受到各种限制性条件的严格局限而很难产生的，这些限制性条件包括匮乏的物质和贫穷的生活、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停滞和受到严重冲击的教育以及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而心灵生活中的成德需要和信仰需要，却又是被政治化或泛政治化的，因而严格说来它们在那时的特定环境下并不是精神需要，而是政治需要；至于心理生活，则由于其隐秘性和复杂性，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依个人遭际和心境不同而人人相异，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时人们的心理生活感受是不好的。那么，改革开放前所谓“崇尚精神生活”的精神价值观究竟表现在哪里呢？无他，只能表现在政治生活即政治运动和政治需要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以及对过去那种精神价值观被政治化的反动，全社会的价值重心和价值取向随之逐渐从精神价值观转向物质价值观。马克思的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人们的利益有关”，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理论武器。邓小平也尖锐地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⑥完全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被赋予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正当性和道德正当性，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成了人们追逐的重要对象和目标，物质价值观得以正名并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地凸显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物质价值观的逐渐凸显和“甚嚣尘上”，最终导致了物质价值观取代精神价值观、物质价值高于并统制精神价值的结果，从而物质价值和物质价值观成为了社会的最高价值和最高价值观。这种物质价值观的通俗表达就是“一切向钱看”。虽然邓小平很快即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倾向并反复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即使如此，物质价值观与精神价值观的严重失衡仍然无可阻挡，其惯性越来越明显。譬如，即使在精神价值和精神生活内部，也充盈着对物质价值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在文化生活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生活无疑比改革开放前的文化生活丰富得多，但却又多少透着股铜臭味，并充斥着物欲、情欲甚至色欲；在心灵生活上，改革开放前的心灵生活受到各种泛政治化条件的限制，而现在却深深受到物质价值的引导和金钱物欲的诱惑；在心理生活上，改革开放以来的心理生活从以前的政治重压下解放出来，却又陷入了物欲的羁绊之中。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严重失衡还表现在政府行为上，这就是单纯对GDP的追逐，从而导致了经济与社会的失调和分配不公，使社会的精神生活分裂；导致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公众特别是决策者失去了对自然的敬畏和精神归依。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严重失衡，还必将导致亲情、友情、爱情等高尚情感和一切社会关系的物质化，从而导致家庭伦理、职业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失序，⑦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了作为三位一体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

上述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转变，首先是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价值观而言的，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价值观总体而言是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神圣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居于统治甚至唯一的地位；其次则从整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基本状况和全貌，虽然还可以不同标准、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作出其他概括和抽象，但这四个方面的价值观变迁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社会整体价值观变迁最有解释力和最具普遍意义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