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以开放促改革——中国的特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从提出方案到开始运作，只花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确定下来，这一过程本身就表明中国的执政党和新领导层巨大的改革决心和动力，决定改变过去很多年来没有重大改革，尤其是没有重大改革突破口的严峻情况，把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进行下去，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的转型期。转型表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变，而巨变需要制度的改革。道理很简单，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实现现存体制和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一致性。可是，现实的情况是，体制与变化了的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因为很长时间没有有效的改革，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很快成长起来了。既得利益的成长又使得改革越来越困难，因为既得利益具有足够的动力来维持和扩张自身的利益。在现实中，既得利益就是部门利益，往往和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相悖。因此，它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能力越强，符合国家、社会整体利益的改革就越困难。不过，谁都很清楚，这样的情况已经很难维持下去了。一旦现存体制和现实变得不相关了，体制的生存也就没有了基础，要不自我衰落，要不被变化了的社会现实所改变。

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都在谈论体制改革，呼吁体制改革。人们也都意识到，改革是红利，只有通过继续的改革，才能有收获。不过，一个严峻的现实是，体制改革如果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很简单，要进行体制改革，就要触动体制背后的既得利益。问题在于，每一重大的体制背后（例如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事业单位、大学等等）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要触动这些庞大的既得利益谈何容易！尽管人们可以豪言壮语地说要改革既得利益，但一旦真正触动了既得利益，改革者本身就往往首先败下阵来。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历史和现实中举不胜举。在这样的情况，人们必须选择更加有效的改革策略，那就是体制创新。上海自贸区就是体制创新的典型案例，希望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体制改革。

体制创新的红利毋容置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体制创新可以回避直接触动既得利益所带来的巨大风险。体制创新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尽管这样做，也会遇到既得利益的阻碍，尤其是官僚体制的阻碍，但这种阻碍远较直接触动既得利益为低，是可以加以克服的。第二，新的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就可以对既得利益构成竞争和压力。面对竞争和压力，既得利益本身就会产生改革的动力。第三，改革既得利益需要成本，既得利益越大，成本就越大。由谁来承担这些成本呢？改革者不能承担，政府不能承担，唯一能够承担改革既得利益所带来的成本的只有新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改革永远是一个用新利益来改革旧利益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永远是一个新旧利益之间的博弈过程。也很显然，把上海自贸区置于中国通过对外开放促内部改革的发展模式的内容中，就比较容易理解其背后的政治理性。

不难理解，以开放促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验。在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实际上早于内部改革。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和邓小平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就已经开始开放政策了。华国锋时期，中国发生了当时称之为“洋跃进”经济发展运动。这场运动就是试图通过引入外资、技术和设备来发展国内经济。尽管这场“洋跃进”被视为是华国锋的重大错误之一，但正如后来胡耀邦所说的，这不能算是华国锋的错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是有效的途径。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这个方向并没有错，只是当时过于强调速度，不符合当时中国有限的国力。（也应当看到，这次“洋跃进”运动被否定也有当时的政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