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大黄鸭”撬动国内公共艺术（2）

有些懒

一地山寨“留”不住创意

傍着“大黄鸭”走红的，还有众多它的“小伙伴”——玉渊潭的“绿梦鸭”和那七颗鸭蛋；黄浦江上一艘“烤鸭版大黄鸭”渡轮，其他造型雷人的“鸭子”更是一夜间从国内不少城市冒了出来。于是，举国尽是大黄鸭。

而且，不少人还振振有词，认为有澡盆小黄鸭在前，霍夫曼的“大黄鸭”谈不上版权。“放大的方式原本就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形式，而且，对于置放公共空间与材料选用的考虑，都是一种创新。”夏季风说，作品并不单纯放大，而是通过放大的作品来改变公共场所，创造出一个新环境，这才是它的艺术价值。据了解，霍夫曼从最初萌生创意，到创作、修改，前后耗去近六年光景，也正是由于这些努力，让“大黄鸭”在先后游历10个国家13座城市期间，都成为“宠儿”。

可偏偏到了中国，出现了令霍夫曼“惊呆了”的众多山寨版本。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对山寨“大黄鸭”颇有些徒叹奈何，“如今国内电视台也倾向于从海外购买一些热播栏目的版权，可没有几个人愿意静下心去钻研它背后成功的诀窍，懒惯了。结果就是除了赚取收视率，支付版权费，什么也留不下。”

园博园内，与“大黄鸭”逗留园博湖毗邻不远处，一块巨大广告牌上有一顶画有大黄鸭的厨师帽，还附加一行广告语：“品全聚德烤鸭，看北京大黄鸭”。“我们习惯了借用已有的声势，顺手拿过来为我所用，可谁去做那个‘声势’的起振点？”陈少峰说，“大黄鸭”创意的部分源头还来自中国制造的橡皮鸭，“原本在先的‘中国制造’给予了‘大黄鸭’诞生的可能性，然后，‘中国制造’还得亦步亦趋跟在它后面模仿。”

在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看来，这只熟悉的陌生鸭，让人们回到了一个原初的起点，无论多么宽广的水域都成为了“浴缸”，再大的城市也不过是一间“大房子”，生活其间的人们成为“一家人”。而这样一个“微缩”的实现正是创意的精髓。据曾辉介绍，北京国际设计周作为唯一的授权单位，首次成立了“总体策划”、“搭建”、“宣传”、“衍生品开发及销售”和“法务”等部门在内的“大黄鸭”专项小组。而且，已经有意大利厂商有意购买中国的设计。“但这一切都有赖于人们认同原创设计才是商品的核心价值。”

据霍夫曼透露，在荷兰建造房屋，其中1%的资金被要求投入到鼓励艺术家的创作当中。“国内也有相当出色的当代艺术家，但还欠缺诞生‘大黄鸭’的火候，艺术家不能有惰性，还得原创，政府也要对公共艺术加大投入。”中央美院城市学院副院长王中说。

有底子

尚缺好的当代公共艺术

人见人爱的卖萌外形，精明得当的吆喝劲儿，外加一个温馨的故事内核，这样一只“大黄鸭”轻轻松松就俘获万千国人的心，最起码，赢得超高人气。就连霍夫曼本人也承认，“大黄鸭”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远远超出此前造访法国、德国、巴西、日本时的情形。从此，国内公共艺术谱系里，将留下“大黄鸭”的身影。

于是，有人开始质疑国内从来就没有过好的公共艺术品，认为“大黄鸭”来中国是一次启蒙之旅。“我们总习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不思进取当然不对，也不能妄自菲薄。”在著名美术史论家刘曦林看来，“大黄鸭”的走红，不是因为荷兰人这件作品做得有多么的好，而是国内同时代此类艺术品落伍了。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吕品昌参与主持过国内众多公共空间的雕塑项目，他也认同，国内曾经也产生过无论影响力，还是美誉度都不低的公共艺术品。天安门前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一例。

他介绍说，在历时9年的兴建过程中，建设单位曾经停工若干天，专门组织十万人到广场参观并提意见，最终被采纳的建议就包括将碑座上原拟定的真实历史人物形象统一虚化，不再突出个人英雄。时隔20年后的另一件公共艺术品，同样大获成功，却曾掀起过轩然大波，它便是袁云生为首都机场设计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上赫然出现两个裸女，首开中国艺术界在公共场合出现人体的先河。起初，这一作品获得空前掌声，有一种说法是，当年，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卡车拉着群众前往参观。不过，这件前卫作品很快便难逃厄运，曾经被一堵假墙体足足遮盖10年之久。

“如今，公共艺术品越来越少政治符号，已经可以被看作为一种文化福利。”著名美术评论家殷双喜以完成于上世纪末的王府井商业街组雕为例，认为不少作品没有再搁置到有防护意味的台座上，而是让游人走近抚摸，甚至把玩，就是将高高在上的公共艺术品还原到人间。“不过，这样的成功范例并不多。”在他看来，国内民众对公共艺术的需求，已经超出了现有公共艺术品能提供的“满足感”。

“现在很多城市的公共艺术品，都是由领导一人拍板定，而公共艺术最大的意义在于大家集体参与，观看人群本身就是艺术创造和完成的一部分。”吕品昌说，国内并不缺乏公共艺术品，“仅北上广就超过一万件”，只是没有产生“好的当代公共艺术”。

在夏季风看来，原因之一是，一些当代艺术家急于表达个人意愿，“他们更习惯把自己对社会、政治的理解，灌输进作品里，导致作品的开放性不够。”而王中则更看重宏观环境，“在国外，一件艺术品进入公共空间，要经过多个机构、组织协调才能动工，而我们似乎只是在完工以后，才想到弄些点缀上去，希望它激活整块区域。”他认为，在探讨艺术的大众化问题上，作品的创造者们往往低估了大众的审美。

或许霍夫曼的一句话点出了这一认识的差距所在。曾经有人封他为“大黄鸭之父”，而他认为，真正的公共艺术的“父亲”是观众。

现场

“大黄鸭”还是一笔好生意

来自河北衡水的老李这些天八点就到颐和园新建宫门出摊儿了，比往常提前了一个小时，他得赶在“大黄鸭”离开前，把余下的百多只毛茸茸“小黄鸭”存货给出清了。

这些“小黄鸭”个头不一，大的高约半米，小的也就拳头般个儿，定价从15元至120元不等。除了眼巴巴盼着游人前来光顾外，老李还得提防随时过来巡查的城管，这些小玩意儿全是他从天津一处工厂以几块到几十块买回来的山寨货。

“咱也不懂啥山不山寨、版权的，有人来买，就给提供呗。”老李说，国庆假期那几天最忙，他和妻子一人一辆三轮车，一个守新建宫门，一个蹲西门，13岁的女儿则手提装有十来只“鸭子”的竹篓，专拣人多的地方转悠。“一天下来能卖个三五十只，挣个千把块。这几天买的人少，也就两百来块钱。”据他介绍，绝大多数都是长辈买给孩子的，青年男女也爱买，三十元左右的那种最好卖，成本连十元都不到。

由于新建宫门是距离“大黄鸭”最近的一处大门，“游商”们也最爱在这里扎堆儿。据老李讲，节日期间得有三四十号人，现在还有十个人留守。老李早早就勘察出颐和园有七处入园口，他说，每天围在公园边做“小黄鸭”生意的小贩少说也有百来个，这还不包括那些胆儿大直接进到园子兜售的。按照平均每人一天卖出十只，一个月下来，从他们手中流出的山寨“小黄鸭”少说也有3万只。老李透露，一只赚取十元算很低了。

事实上，据“大黄鸭”中国版权保护顾问王军律师透露，“大黄鸭”亮相京城期间，城管部门共查处无照经营“大黄鸭”纪念品50多起，查扣的非法销售商品超过3000件。

走在颐和园内，手拿山寨“小黄鸭”的游人随处可见，“盗版的便宜，而且，正版并没有毛茸茸这种，天凉了，给孩子买这个更合适些。”一位女游客给家中亲戚带了四只毛茸茸“小黄鸭”。“想买正版，就得先买门票进园，也知道其他地方设有专卖店，可谁会大老远专门跑到那里再买呢？”一位男士建议，除了把定价再调低点儿，景区周边的店面应该设置得再多些。“走一路都有盗版在叫卖，可正规店面偏偏藏在人最拥挤的地方，感觉他们是一种爱买不买的态度。”

尽管眼见小贩们抢走了不少生意，可北京国际设计周宣传总监张大平依然信心满满。“他们看着的确比我们要旺些，可我们的销量也不错。”据她透露，原有的3万只“小黄鸭”已售罄，紧急加订的2万只“小黄鸭”也投放市场了，而此前采取饥饿营销的限量版“小黄鸭”开始加量供应。

在距离“大黄鸭”也就二三十米的昆明湖边，有一排正版“小黄鸭”衍生品专卖店，据了解，马克杯、环保手袋已经卖断货了。最受关注的橡皮“小黄鸭”共两款，大小相同，普通版99元，底部有限量编号的，299元。“节日期间，我每天能卖出一百多只，这些天，问的人多，买的人少。”一位女店员说。

针对此前宣称共将推出20多款衍生品，而实际只有十多种推向市场，北京国际设计周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曾辉回应称，包括价格、类型、场地都是多方沟通协调后做出的决定，他承认，时间安排紧凑也带来一定影响。而据了解，早在“大黄鸭”去往香港前的三四月间，设计周就启动了与霍夫曼的合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