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大黄鸭”撬动国内公共艺术

今天下午，颐和园将破天荒为一只“鸭子”举行告别活动，连一众影视明星也会来捧场。再过三天，这只在昆明湖游荡了一个月的“鸭子”将会从这里出发，再次踏上它的环球之旅。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个半月，从园博园到颐和园，一路游来游去的这只“鸭子”自身就是大明星——从充气到撒气，由尖“鸡嘴”到“累趴下”，几乎浑身是新闻，每一个细微动作都会被搬上报端。事实上，自半年前“试水”香港维多利亚港以来，它就成为当之无愧的超级“吸睛王”，约八百万人次前往维港只为看它一眼，颐和园单日参观量激增至13万人次，创下年度最高。

专享“大黄鸭”尊号的它，就这样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公共艺术热，围绕它的简单、萌态，有人连连点赞，有人直呼平庸，我们从中又能得出些什么？

首秀遭遇尖“鸡嘴”

遇大风“放气”避险

“累”成“鸭蛋黄”

天凉不忘来“冲澡”

“大黄鸭”京城历“险”记

逗你乐

“大玩具”展现艺术另一面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话用在“大黄鸭”身上颇为贴切。尽管未必能真正理解创作理念，但丝毫不影响人们一拥而上瞧个究竟。一组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大黄鸭”9月初入驻园博园后的半个月里，参观量超过百万人次，连园博会官方微博也承认，“大黄鸭”的加盟，让这处新景点的人气超过了故宫；9月下旬移步颐和园后，入园参观客流较2012年同期上涨55%，国庆假期，日均入园参观量更是超过10万人次。

这还不是简单的围观。“大黄鸭”每一次变换姿势，比如错装、放气，或是不同方位拍出的照片，都引得网友纷纷帮它配上“台词”，包括“愚蠢的人类”之类自嘲语。

一只用普通橡胶做成，外表光鲜，里面“空空如也”的巨形鸭，以一种最简单的方式，赢得国人最热烈的关注。“大黄鸭”的创作者荷兰人弗洛伦泰因·霍夫曼今年36岁，在艺术界可谓“大”名鼎鼎，素来喜欢把艺术品做得非常大。他的“小鸭大做”，就是想让平日里那些看似硕大的家伙们突然显得渺小起来，让人们以一种陌生的视角去打量曾经熟悉的场景。

霍夫曼将“大黄鸭”受到追捧，归为两方面原因：一是身处快节奏时代的人们，渴求简单、快乐；再就是近些年中国流行起萌文化。“向公众传递信息时，我希望是正面的、积极的、友好的和快乐的。”霍夫曼说，“喜悦在我的艺术创造中是关键词。”尽管他曾透露，自己特别不喜欢鸭子，从小也没有玩过澡盆鸭玩具。

“它向人们证实了艺术不仅有痛苦、严肃和深沉，还可以是轻松、快乐的，”798蜂巢当代艺术中心负责人夏季风认为，“‘大黄鸭’其实反衬出国内类似艺术品给人‘板着面孔’的印象，不可亲，也不好懂。”

年逾七旬的建筑批评家包泡更是认为，现如今要在公共领域找到一件不讨人嫌的艺术形象，都变得不容易了。去年底闹得沸沸扬扬的全国十大丑陋城市雕塑评比活动，他是评委之一。“我对很多当代艺术品都不怎么看好，‘大黄鸭’是例外。它不丑，还可爱，我并不追求这个，但我认可这一点。”包泡说，“去争论‘大黄鸭’是不是艺术已经不再重要，即便它属于艺术简单化的成功，也要强过那些苦心孤诣一辈子生造出来的令人生厌之作。”

不过，追捧声中也不乏质疑，有人便提出，除了可爱的外表尚能吸引人们与之争相合影外，并不能带来多少美学以至对社会的反思。“很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大玩具，因为国内艺术品已经快等同于‘天价’、‘难懂’和‘赝品’等词汇。正因为‘大黄鸭’没有承载太多有别于他处的文化内涵，所以，无论欧亚，都有众多粉丝。”美术评论家郭晓川认为，在信息爆炸的年代，艺术家们还得掌握些“传播效果论”。“不少人还停留在充任‘启蒙者’的阶段，关键是，你得让你的作品为人们所乐于靠近。”

能吆喝

会“讲”故事的洋鸭子

尽管霍夫曼矢口否认，自己的创意与坊间流传甚广的“小黄鸭漂流记”有关联，但这则故事毫无疑问为他的“大黄鸭”增添了不少奇幻色彩。故事是这样讲的：1992年，一艘从中国出发驶向美国的货轮，途中遭遇暴风雨，装载有约3万只浴盆小黄鸭的货箱倾入大海，那些小鸭子历经十数载漂流，有的抵达英国，有的在美国靠岸，其间，有好事者还成立了“追鸭族”，时刻关注这只“鸭子舰队”的动向。

若干年后，当曾经游弋于澡盆和海洋里的小鸭子，在数台鼓风机的吹涨下，成为一个庞然大物回到中国后，它俨然已超出艺术的范畴，成为了一个文化事件——明星们争相前往合影，不论谁是谁的陪衬，看“大黄鸭”都成为一种时尚；微博里有句流行语：“爱她，就带她去看‘大黄鸭’。”“或许是它的这一样式正好迎合了当下社会与大众心理，‘大黄鸭’本身成为了一种符号，就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玛丽莲·梦露成为美国消费文化的符号。”艺术时评人陈晓峰说，“大黄鸭”进入公共空间，并影响到公共生活，就已构成一个公共事件。

这种公共性体现在艺术层面便是，“大黄鸭”并不以独立的视觉形象存在，而是与周围环境一起形成一件全新的作品。于是，人们有了五花八门的解读。有人读出了“曾经象征劳动密集型的小黄鸭，摇身一变成为‘高富帅’的艺术品”；有人“从它全身上下萌得可爱的外形，感受到压力释放”，尽管霍夫曼本意是“让身份、身高不同的参观者在它面前，都显得渺小，每个人都近乎平等起来。”

可即便有了这各种解读的东西，在陈晓峰看来，“大黄鸭”还远谈不上像唐老鸭那般经典，造型也还略显粗糙，可人们还是为它所吸引，除了反映人们的审美倾向发生变化，也离不开宣传团队精明的“营销”，让一件并不复杂的艺术品成为话题性、事件性的文化资本。一个有力证据是，在决定到维多利亚港展出的数年前，霍夫曼就已开始联系香港当地制造商，希望他们每年向民众送出一万只左右小黄鸭。

“这就是高明的营销策略，而随后话题不断，又让热度持续。在维多利亚港主动‘泄气’检修，被传成内地游客扔烟头所致，让内地媒体忙不迭辟谣；落户北京的园博园后，‘大黄鸭’原该扁平的‘鸭嘴’成为尖细‘鸡嘴’，又引得人们调侃式转发。”陈晓峰认为，相比“致我们已然逝去的童年”的“怀旧说”，“大黄鸭”的热度传播与时下正流行的微信、微博分不开，轻轻一点，各种萌态的“大黄鸭”就散播出去，让人萌生爱意。

不过，在台湾树德科技大学设计系教授曾英栋看来，营销输出策略还只是“小手段”，真正厉害的是他们从骨子里就会“讲故事”。“国外顶级设计公司避免把自己定位于‘设计机构’，他们更愿意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因为，好设计只有与内容结合，才会持久有效。”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