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亚洲的三个有力概念：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3）

社会资本：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和对合作共事的学习

社会进步要求结合在一起的信任和互惠情感的积累，它能够为有效的集体行为提供基石。当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缺少这些情感时，它就不具备社会动员的能力，也无法在政治或经济上获得多少成就。积累社会资本的过程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金融资本的积累相类似。当社会资本是正面的和富有建设性的时候，它就能在地方或者国家层面形成制度机构，不同行业的精英分子在这些制度机构中为共同利益而共同合作。当社会资源网络是负面的时候，其结果可能产生一个进行幕后交易的腐败政府，这种政府在极端情况下可能最终走向黑手党统治。

与他人共事的技巧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要信任他人，这样，互惠互利带来的好处才能长久。社会成员一定从本能上认为，如果他们做了好事，他们也将会及时地得到某些好处作为回报。然而，仅仅是信任还不足以推进民主，反社会的帮派团伙也有关于荣誉和信任的规则。但是，不信任绝对是积极的社会发展的障碍。

从个人角度来看，信任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与个人在婴儿时期和儿童早期阶段形成的基本人格相关。一些人更相信其他人，而另外一些人的性格特征却是完全不相信别人。将这一复杂过程简化后就是，在婴儿还没有学会把自己与他们所处环境区分开来的最初阶段，他们或者体验到的是一个魔法般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他们的每一次哭泣在某种程度上都会带来他们渴望的回应；或者体验到的是一个不连贯的、不确定的、甚至是反复无常的世界。前者鼓励了一种对他人的本能的信任感，而后者则培育出不信任他人的人格。

信任的第二个来源产生于社会化的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儿童学会了区分朋友和敌人。这一图谱常常非常简单：家是安全的港湾，然后是孩子在直接了解基础上认识的熟人圈子，最后是陌生人以及在此之外的外来者。人们最信任的是那些在生理体征和文化方面与自己最相似的人，而最不信任的往往是那些看起来与自己不同并遵循不同行为模式的人。

信任和不信任的形成也取决于各种关于无形力量的说法，从关于善良而仁爱的上帝的观念到关于妖怪、幽灵和魔鬼的各种迷信观念。因此，除非这些隐藏的力量可以被掌控用来求得庇护和带来好运，否则，世界要么是可预测的、正义的和公平的，要么是充满欺骗的和危险的。

各种文化在这些无形世界的复杂性和可怕性方面各不相同，但它们都包含着一个用来解释政治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的神奇要素。因为没有人能全方位理解政治的进程，所以，人们必须形成他们自己的想象——即各种关于权力与权威的神秘力量及其运作的“理论”。领导力量的神秘性取决于对无形力量的潜能的信仰。当犬儒主义盛行而权威被削弱时，社会就变得难以控制。民主就行走在尊重权威与认为没有人比其他人更好这两者之间的钢丝上。认为尊重应该针对的是职务而不是获得职务的个人这一观念是很微妙的，这种观念在传统导向的社会中根本不可能自然形成。

像努力工作的价值、在节俭或延迟满足(delaying gratification)方面的审慎以及对正确行为的奖赏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是出于本能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构成性社会化过程中固定下来的。中国人比起其他亚洲人而言更有可能较早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基本的信任感，特别是在家庭和家族关系方面。他们还被教导，精心参与各种仪式能为他们增加好运，降低遭遇不幸的可能性。然而，东南亚的好几种文化对待婴儿的方式怪异这一点值得关注，这些方式并没有从整体上将努力与收获联系起来，还教导人们延迟满足就是失去机会。在这些文化所承载的精神世界中，恶多于善。

各种文化在基本的信任度以及在对待朋友与外人的原则方面的差异往往体现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网络的安排中。中国的关系系统或人际联系是一种为了确保人们履行相互之间的责任而牢固建立起来的制度化的安排。家庭成员理所当然应该相互支持；在中国，裙带关系是被认可的。关系会向外延伸到共有某一特定身份的人。

关系不是一种情感联系的形式，而是一种正式的联系形式，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客观决定因素所定义的。无论是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还是强烈的罪责感或报恩的责任感，都不必然是构成“关系”的一部分。单单是共同的背景就能驱使一个人意识到责任。而且，对恩惠的回报不一定要立即兑现或等值偿还。实际上，相对较穷或较弱的一方只需要向处境较好的一方显示他们的依从和尊重就能回报他们不断受到的恩惠。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关系不能与日本个人之间的“义理”(on and giri)关系相等同。日本个人之间的“义理”关系包含着强烈的义务感和责任感，只有实实在在的互惠互利的回报才能减轻这种义务感和责任感。在日本，人们不会把一个无法给予回报的人置于责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