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

【核心提示】对“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之间的天然联系，学界的整体性深入研究是缺失的。这一是由于对这种关联研究的重要价值认识不足，二是由于学科的区分所导致的阻隔。研究古代散文的学者将晚清散文作为某种“后缀”，语焉不详。

对“五四”散文所受的主要影响，学界通常关注的是晚明和国外的因素，形成“晚明说”和“外国说”。周作人曾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朱自清则认为：“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后续的相关研究基本上沿着这两个不同指向展开。实际上，“五四”散文受到的影响不只是晚明散文和外国散文的，而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其中晚清散文是十分重要却被明显忽视了的影响因素。“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是“五四”散文所具有的多种关联中最为重要的关联之一。这不仅因为“五四”与晚清之间具有直接的历史接壤关系，而且两者还存有许多细节化的逻辑联系。晚清散文跨越“辛亥”继续运衍，“五四”散文也历史地承接晚清散文，并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生成新的品质。“五四”散文正是接受了多种影响，并在与新的社会文化生态的关联中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型。

对“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之间的天然联系，学界的整体性深入研究是缺失的。这一是由于对这种关联研究的重要价值认识不足，二是由于学科的区分所导致的阻隔。研究古代散文的学者将晚清散文作为某种“后缀”，语焉不详。治现代散文史的，虽看到晚清“文界革命”等与现代散文之间的关联，但囿于研究对象重心的预设，较少用力于“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之间细部关联的深入探究。我们应重视从现代转型的角度，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之间的主要关联体现在六个方面。

作家的关联：

“五四”散文作家多是晚清“过来人”

与晚清的跨代关联是“五四”散文作家的重要特点。跨代不仅表示时序的相连，更意指思想精神层面的影响。周作人曾回忆：“癸卯（1903）年三月，鲁迅给我一包书，内中便有《清议报》汇编八大册，《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各三册。”这一细节表明晚清文化、文学是“五四”散文“双子星座”鲁迅、周作人的重要资源。晚清与“五四”散文作家基本上由“文人”（性情书写）、“学者”（知识演绎）和“知识分子”（文化启蒙）组成，其中一部分作家完成了从“文人”、“学者”到“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如梁启超、鲁迅等，他们以时务关注和文化批评为务。另外，晚清与“五四”的主流散文作家也如梁启超所说的经由“乡人”、“国人”而为“世界人”，但具体的心路历程和价值取向等并不相同。不同于梁启超等热衷于政治维新和文化改良，“五四”散文作家更多地基于“人”的尺度进行观照和写作。

观念的关联：

“文界革命”和“文学革命”有内在契合

晚清“文界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内在契合具体而微。“文界革命”直接指向散文的革命，其要义是“欧西文思”和“雄放隽快”。“文学革命”虽非直接言说散文的革命，但其意旨及用以论证的材料关联着散文。梁启超申言“夙不喜桐城派古文”，而陈独秀则直说“不满于昌黎”，不满“桐城派”散文；陈独秀以为新的文学应“平易”、“明了”、“通俗”，梁启超以为“新文体”“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陈独秀要求作家“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梁启超则用“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形容“新文体”的写作。“文界革命”在晚清还只是一种思想的碎片，而到“五四”，现代散文的研究已有可观，专论散文的有《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散文之当改良者三”（刘半农，1917）、《美文》（周作人，1921）、《纯散文》（王统照，1923）、《絮语散文》（胡梦华，1926）等，鲁迅还译介厨川白村有关“Essay”的论说。五四时期初步形成了“自我”、“自由说话”、“美文”等现代散文的基本范畴。

载体的关联：

报刊媒体成散文写作基本载体

梁启超曾说，“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报刊媒体成为晚清与“五四”主流散文作家写作的基本载体。王韬《循环日报》、梁启超《新民丛报》、陈独秀《新青年》、鲁迅和周作人《语丝》等，是近现代散文演进史程中的重要站点。报刊媒体散文由于功能设置和传播方式的特殊，在散文写作题材内容的选取、散文主旨的表达、散文语言形式等方面，呈现出更多的现代性面孔。当时一些重要报刊具有既关联而又各不相同的散文史价值。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为基本载体的“新文体”，是晚清最为典型的报章文体，为中国散文现代转型作了奠基。而前期《新青年》所酿造的自由思想、个性意识及杂感场域等，形成了现代散文基本的精神品格。《语丝》主张任意“闲话”，杂文以外强化“美文”，显示了现代散文文体的某种自觉。

体式的关联：

论说体散文成为主要形式之一

“新文体”、“随感录”和“美文”是晚清与“五四”散文文体发展中三个相关的范畴。基于特定的时代主题和作者的启蒙担当，思想表达的“快捷方式”——论说体散文，成为晚清与“五四”主流散文的主要存在形式之一。“新文体”又谓“时务文体”，以论议为主，可以说是现代杂文直接的起始。“随感录”作为《新青年》一个特设栏目，刊载陈独秀、鲁迅、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人的大量杂感。《每周评论》、《新潮》、《语丝》等也开设近似的栏目，杂感风行一时。经由鲁迅等的创造，杂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杂文。“新文体”和“随感录”在体式上有明显的相承关系，陈独秀《敬告青年》、李大钊《青春》在内容和文字表达等方面明显受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响。鲁迅杂文思想与艺术兼胜，但总体而言，“新文体”和“随感录”都有一种思想偏至的倾向。周作人所谓“美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是对“美文”的体性所作的基本规定。五四时期“美文”与杂文的并置，建构了现代散文完整的格局。

主旨的关联：

致力于时代核心话语的建构

特定的时代主题、文化身份以及特殊的载体等，决定了晚清与“五四”散文的基本主旨。就其主导方面而言，当时的散文可以指称为“启蒙散文”。怀有民族国家想象的散文作家，以散文写作致力于时代核心话语的建构。梁启超的“新文体”也被指称为“新民体”，反映了这类写作所具有的主题取向。在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的著说中，“变法”、“西学”、“维新”、“新民”、“自由”等，成为主题词。晚清散文“新民”启蒙主题的设置对“五四”散文产生直接影响，《新青年》时期的杂感，其核心主旨就是思想启蒙，成为五四新文化的重要“发生器”。只不过其主题词已更新为“科学”、“民主”、“自我”、“人性”等。如同样是关注人的问题，梁启超强调国民的自由精神，其旨归于团体：“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团体而自生存。”而鲁迅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独立自由，其旨归于 “个人的自大”：“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

语言的关联：

由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演进

晚清是散文语言由古代汉语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过渡时期”。“新文体”应合新民启蒙和报刊传播之需，语言“务为平易畅达”、“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新文体”的语言是一种通俗平易的文言，包含了许多异质新名词。这种“过渡语言”是对既存的中国古代散文语言的改造，同时为后来散文语言的现代转化作了铺垫。散文语言的现代化是在“五四”完成的。《新青年》从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15日）起，所有著述都采用白话。“五四”散文的语言不是纯然的口语，如周作人所说，“我们所要的是一种国语，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且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白话散文特别强调“欧化”，傅斯年说：“白话散文的凭藉——一，留心说话，二，直用西洋词法。”这既承接了“新文体”对“外国语法”的导入，又反映了“五四”新的时代语境的语言风致。“五四”杂感与“美文”的共构，改变了“新文体”论说语言的单一性，丰富了散文语言的表现力，正如胡适所言，“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转型中五四散文与晚清散文的关联研究”（11BZW097）、“晚清五四媒体生态与中国散文现代转型”（09YJA751006）成果之一）

（作者单位：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