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

在任何国家，正是因为内部改革，总会面临强大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通过外在因素的体制创新，因而变得极其重要，通过对外开放来促进内部改革。当然，正如本栏上周所强调过的，对外开放并不仅仅狭义上的向其他国家开放，而应当理解为对所有体制外的利益开放。因为导入外部利益因素，内部利益就很难控制。这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外开放始终是中国内部改革的一个重要来源。具体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至少缓解甚至解决了如下三个重要政治问题。

第一是意识形态之争。意识形态之争表现在两个相关的方面。第一方面是民族主义。近代以来，中国因为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负，政治、知识和社会精英的民族主义情绪也一直高涨。走到一个极端，表现为自我封闭和“义和团主义”。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恐惧外界的一切，走到最后就是自我封闭。在1980年代，人们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特区会不会成为昔日的“租界”和“殖民地”。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毫无道理，但在当时具有很大影响。解释不好经济特区的性质，它就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从而也不可能实现这种制度形式。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表态。1981年7月，中共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中国来说，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另外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是“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特区在当时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当时实行计划经济已经数十年，官方的意识形态简单地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当时的情况是，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必须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必须打破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这就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这个问题在整个80年代一直是有争论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强调，市场经济是促进生产力的方式和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至此，执政党高层才对市场经济达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共识。但在社会层面，这种争论甚至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激进的“自由派”和激进的“左派”之间，仍然围绕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着激烈的争论。各种争论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政策层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一种社会化了的意识形态的持续影响力。

物质利益是进步的主要动力

第二，特区解决了一个物质利益驱动改革的机制问题。诚如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利益是驱动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实际上，物质利益也是驱动内部改革的主要动力。开放和改革不仅仅是上述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也是物质利益问题。无论是开放还是改革，都涉及到利益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改革开放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对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否可以得到最初用于发展的资本，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发展的成败。没有资本，就没有发展。实际上，如本栏上周所讨论过的，即使在华国锋时代，中共已经意识到利用外资的重要性。外国的“钱”，也就是外资，在当时也具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也有姓“资”姓“社”的问题。中国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这就是中共为什么设深圳等沿海特区，因为沿海地区有大量的海外华人关系。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资本过剩的国家，“钱”的问题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但当时如果没有海外华人资本的进入，中国特区很难成功。因此，也有一些学者用海外华人资本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特区成功了，而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印度等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