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经济特区解决了什么问题？（2）

第三，特区也解决了一个如何吸引各国“最优实践”（best practice）的问题。中国强调要学习各国先进的经验，也就是最优实践，但这并非易事。当国外的最优实践和现存体制利益不一致时，必然遭到现存体制的排斥和抵制。这道理和我们所讨论过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排斥和抵制是一致的。因此，要学习外国的最优实践，必须创造新的制度空间，特区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功能。在特区之内，不仅不同方面的最优实践可以学，而且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来组合不同的最优实践。中国的很多方面的体制创新，尤其是经济体制，都是先在特区实践，这本身就表明特区在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地位。

特区也解决了很多经济体制层面的问题。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中国的经济特区建设不仅仅是特区本身的事情，而且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或者“排头兵”。实际上，这也是改革者的“顶层设计”，即通过特区建设来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尤其是地方领导人，仅仅把特区看成是特区所在地的经济发展，这是没有理解特区的本来意义。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今天，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阶段和经济特区是分不开的。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980年代的“请进来”的政策。“请进来”就是把自己的国门打开，让外资和外国技术进来。“请进来”，也就是原始资本的进入，这一步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改革和开放就很难成功。很多国家都试图实行开放政策，但外资仍然不进来。如前面所说，中国的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人资本。在80年代，首先进入中国的是来自港、澳、台的华人资本，也有少量的来自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资本。直到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新一波发展过程中，来自日本、韩国的资本大量进入，欧美资本仍然很少。欧美资本的进入，主要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早期华人资本的技术含量比较低，后来进入的欧美资本的技术含量则较高，但如果没有早期的华人资本的进入作为基础，也很难有后来大规模的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进入。无论是什么样的资本，经济特区始终是它们的最优选择。

民营企业“走出去”更有效

第二阶段是“接轨”概念指引下的开放，主要是1990年代围绕着加入世贸组织所展开的。“接轨”就是要改革国内的体制和现行国际通行的一些体制接轨。“接轨”来自两方面的动力。从外部来说，是来自世贸组织等国际组织的要求。如果要加入这些组织，就必须改革国内现存的体制。从内部来说，就是改革者要利用这个机会，来改革原来不合理的体制。没有这两种动力的结合，“接轨”便不可能。特区在这个过程，同样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特区因为受传统体制的制约较少，比较容易和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实际上，在很多方面，特区直接采用了国际通行体制。“接轨”创新或者改善了特区的体制，而特区体制又转而在国内产生扩散和复制效应。

第三阶段是从本世纪以来的“走出去”阶段。正是因为前面两个阶段开放政策的成功，中国在短短20多年间，从一个资本严重短缺的经济体，提升成为一个资本过剩的经济体。和任何资本一样，中国的资本也必然会走向那些可以获取更多利益的地区。中国现在“走出去”的主体，主要是大型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但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走出去”，从长远看来更具有可持续性。国有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走向西方国家，困难重重。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各种困难不会在短时间内消失。与此不同，民营企业的“走出去”，尽管规模不能和国有企业相比，但它更有效。同样，特区在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方面提供了一个平台。较之其他领域，特区本来就和国外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可以说，特区是中国民营企业和国际市场的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