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2）

也许正如英国人类学家科恩所说：“一个社会群体只有在被逼到自身文化的边缘时，才又重新发现本身的文化，并对此文化重加评估。”如果说，“五四”人士针对传统的批判还主要是基于救国初衷的情绪发泄的话，那么之后，日本法西斯实施的一系列文化奴化与同化行径，则是直接把中国文化推行了灭绝的边缘。他们肆意歪曲中国传统，将中国的“孔孟之道”与日本军国主义的“皇道”融合起来，宣称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恢复孔孟之道”，把日本占领区美化成“王道的乐土”，把侵略者奉作“儒家正统”，把抗日救亡斥为“背经离道”，以此麻痹中国人民的心灵。在此影响下，沦陷区的文化教育，已几乎看不到中国的印记，时任旅顺师范学堂堂长的津田元德，在《关东州内师范教育的回顾》一文坦言：“称日语为国语，按日本读法念汉文，还上军体与柔、剑道课，特别是不学历史，修身课以报恩、遵纪、守法三项内容为重点，这些都是同化主义教育的明显特色。”日本法西斯的文化入侵，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文化人士的民族认同。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陈伯达指出：“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要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凡是不甘中国文化被敌人所消灭的，凡是不愿中国过去的任何圣经贤传被敌人利用为愚弄同胞的工具的，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上团结起来……凡是孔孟最好的子孙，都是爱中华民族的，是和日寇不两立的”。在这里，陈伯达已经明确指明了新启蒙运动发起的动因——异族文化摧残；目标——保卫中国文化。陈氏的这一倡导，得到了张申府、艾思奇等人的积极响应。他们也意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现在正被敌人汉奸利用着，作为残杀蹂躏奴役全民族的法宝”，新启蒙运动的发生，“是由于民族敌人的猛烈的新的进攻的刺激，是由于亡国的危机的迫切，是因为民族敌人不但要灭我们的国家，而且正在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

正是在亡国、亡文化的忧患意识作用下，新启蒙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位。陈伯达认为，以往的文化运动，最大的缺点就是“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民族传统还注意得不够，还发挥得不够”，“旧封建时代专制的魔王曾把‘忠孝’等道德作为服务于支配者个人的奴隶道德，日本强盗和汉奸就是打算利用这点来愚弄我们的同胞的”，现在我们必须把它“由服务支配者个人的奴隶道德，转变为及改造为服务民族，服务社会，服务大众，为民族社会大众而牺牲的道德何干之也大力宣扬儒家传统的合理价值，以往“我们只看见他们痛骂儒学是虚伪是残忍，痛骂史籍是‘大民贼的家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殊不知儒学的产生，固有社会的根据，数千年儒学能够定于一尊，也有社会的根据，民国革命以后，儒学的复活，也有社会的根据”。就连曾经的“五四”斗士张申府，此时也积极为孔学传统正名：“孔家店里的陈烂货色也并非孔子所本有，孔子儒学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历史上儒教所产生的弊端不在孔子”，而是因为封建统治者的愚弄，孔子“被历代帝王利用，也利用得够多了，够久的了”，今天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服务，以往的统治者如嬴政、刘彻、李世民、武则天、朱元璋都代表不了中国，“中国立国，所以立，可以立，或值得立的，应就是仁，就是中，就是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这些，以及易与实，断然应以孔子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