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3）

这样，在新启蒙者的话语中，以孔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不是帝王将相用来愚弄下层民众的工具，也不再是专制政治体系的附属物，而是在剥离了封建统治的政治外衣、赋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义之后，重新打上了“中国”的标识，变为最能凝聚民心、抵御外侮的伟大旗帜。

二、 批判理性的转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传统化”的蜕变

既然传统文化拥有了“中国”的标识，那么，启蒙运动原有的针对旧传统的批判理性，也就难以推行。在西方，批判理性曾经在破旧立新的启蒙斗争中展现了极大的冲击力，恩格斯曾称赞启蒙时期的法国是“理性的王国”，“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五四”运动正是效仿了欧洲启蒙的批判理性，一度被赋予了“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名号。但到了新启蒙运动时期，受强烈“中国”意识的驱使，启蒙人士逐渐对传统批判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

在新启蒙者看来，外敌灭亡中国的严峻形势下，如果再继续从事自我意义上的批判与否定，已明显不够“中国人”的样子，“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对外的独立”，“现在的运动，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发动，自己改造的余裕已经没有了”。在此共识下，新启蒙者的批判理性发生了明显变化。在运动的倡导期，陈伯达还能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己任，提出“反复古，反武断，反偏见，反盲从，反迷信，反因袭”的战斗口号，把“摆脱一切传统思想的镣铐，大无畏地从事批判一切”作为主要使命；到了该运动的发展期，陈伯达的启蒙口号被江凌以“范围过小，面目过左”为由，修改为“反武断，反盲从，反迷信，反因袭，反公式，反包办”，而“反复古”不再是新启蒙的主要使命，艾思奇则提出了“只要是对民族的生存有利益的话，就是对一部分封建势力携手，也是在所不惜”的主张；到运动的高潮期，面对杨立奎等顽固势力“灭伦丧德”之类的指责，新启蒙学会则声明：启蒙之意在于“反对盲从，反对武断，反对迷信，与礼教毫无关系”。兆欧更是进一步提倡：今后新启蒙运动仅能反对封建思想中“被敌人以及汉奸利用的那一方面”，其余方面不必提及；而等到运动的收尾期，张申府甚至直接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与儒学传统中的“礼”相提并论，认为“礼者理也，礼必本乎人情，人情即是理性，‘礼’不过是把情理加以条理，或说加以调理”，所以儒家的“礼”与新启蒙运动的理性是完全相通的。并且，在新启蒙者看来，这并不是复古倒退，因为“目前那些积极向我们提倡复古、守礼教、尊孔、礼佛的主要人物，一方面，是那血洗我们东北，进行吞并我们全国，而要把我们四万万同胞及其子孙陷为万劫不复的奴隶的异族劫掠者；另一方面，则正是那最无气节，无廉耻，对异族忠顺，而对同胞极残忍，极贪婪的汉奸”，除此之外，“自然都是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朋友”。这样一来，外敌及其追随者取代了旧传统的信奉者，成了新启蒙运动批判理性的主要指向。

伴随着批判理性的这一转向，旧文化、旧传统就完美无缺地充当起了外来文化扎根中国的客观载体，使得国内早已兴起的“中国化”思潮，到新启蒙运动这里，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实质内涵的变异，呈现出明显的“传统化”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