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6）

与延安陈伯达等人鲜明的思想转变相比，奔赴重庆的张申府，则仍然保持了较为温和的新启蒙立场。张申府否认新启蒙运动已经结束，他认为：“曾经盛极一时的新启蒙运动，现在是没什么人在谈了”，但“新启蒙运动本是一个客观潮流，现在事实上，这个潮流，不管有人谈没人谈，并没过去”。此时，他虽然也对中国旧传统提出了“扬弃”的立场：“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但他不愿正视中国局势的现实变化，仍然以超脱的姿态，固守于“三流合一”的文化综合构想，与抗战前夕的不同之处只是，此时已在三大文化流派之前明确冠以了代表人物的名字：“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张氏的固执态度，不断招致原新启蒙阵营以及中共高层的批评，后来不得不做出了“态度暧昧”“立场原则不坚定”“敌我分明不清”“与党的路线不能配合”以致“混乱了战线，漠忽了视听，使一些青年们迷失了方向”之类的反省。

新启蒙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化探索以及启蒙过后的反思，已反映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复杂局势，已无法用一个单纯的“传统化”所能解决；日渐分化的民族心理，也不可能用一个已被理想化了的“孔夫子”所能整合，任何超越现实力量、回避客观矛盾、构织一个无限包容的普世文化体系的努力，都将是徒劳。况且，新启蒙运动落幕之时，已值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此时，国内民族危机尚未解决，而阶级矛盾早已激化，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都已展现出新旧两个“中国”的酝酿与较量，斗争的复杂程度，已远非新启蒙运动发动之时所能比拟，毛泽东也已指出：“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该形势下，启蒙人士更应审时度势，依托真正合乎时代潮流的阶级力量，投身于现实的斗争实践之中，才能真正认清中国国情的本质，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建构。

（作者简介：庞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