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5）

可见，无论是在形式层面还是内容角度，新启蒙者关于文化建构的探索，其本质都是外来文化的传统化。在这里，传统文化的“中国”形象掩盖了现实环境的本位价值，对中国固有传统的简单依附取代了对中国复杂局势的深入考察，这样一来，“中国化”所蕴含的“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被压缩成“与中国旧传统相结合”，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在实质上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化”。从这点来看，新启蒙运动无论怎样冠以“新”的名号，但事实上并未超出旧文化旧传统的言说范畴。

三、启蒙过后的“中国”反思

新启蒙者曾坚信，有了中国传统的复归和马克思主义传统化的建构，就能够唤醒国人的历史记忆、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凝聚。但这一设想未免过于单纯，明显错估了中国形势。事实上，在抗战前后，国内打着保卫中国传统的旗号，进行专制独裁、封建复古勾当的恶劣现象，还屡见不鲜。运动末期，新启蒙者曾试图与同样宣扬“旧传统”的新生活运动相撮合，认为二者“都应了时代的需要”，可以“互为表里”、“相辅相补”，却被蒋介石斥责为“违反本党政策之荒谬宣传”，最终给予了“应即停止”的回应。运动过后，新启蒙者陆续迁往延安、汉口、重庆等地，在各自崭新的现实环境中，开始了关于中国问题的重新思考。

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到达延安，有感于革命圣地的切实体验，逐渐融入到“延安人”的范畴之中。陈伯达体会到：在延安“生活如此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又如此锐利，任何人只要稍为努力，都可以得到一定的成就”，以往的文化人士简直都是“思想浅薄的人”，今后的注意力应“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艾思奇则更深刻地意识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全国”意义：“现在边区的文化，不仅它本身各方面的大大提高足以为全区模范，就是对全国来说，边区的文化发展的成就不论在军事、政治上或文化本身上都表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可能在政治和文化的理论指导上成为全国的推动核心”。这些话语，已清楚地表达出陈伯达等人对延安解放区这一未来“中国”的极大认同，并激发了他们对旧中国旧传统的反思以及中国化问题的审视。艾思奇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提出，在以往的思想运动中，“所谓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特殊性，不外就是落后的、垂死的、旧的、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国，而不知道（或故意抹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正在诞生中的新中国”，今后的思想运动“不能在落后的半封建的状态下保持自己民族的独立自主”，而应该发展为“新的革命运动”即“推翻死的旧中国，建立近代的新中国”。陈伯达则在《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表现了对待旧传统的辩证态度。他指出：“中国从来显然有两种文化传统的思想：一种是民众的、革命的、光明的；一种是反民众的、反革命的、黑暗的……反动派想取消前一种传统，保留后一种传统，而我们则正相反”，“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掌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知识，才能自诞生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才能坚持抗战到今天，并在各根据地建立了新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后来，《评〈中国之命运〉》一书，还一度被中共中央总学委指定为各单位的必读教材。这说明，经过延安新环境新实践的熏陶与磨炼，陈伯达等人已在新旧鉴别之中充分体察到中共在新中国建构中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