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目前，在学术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类的话语，已是铺天盖地、习以为常。受其影响，近年来一些学者也对爆发于抗战前夕的新启蒙运动做出重新考量，得出了该运动是“由马克思主义风行,到中国化思潮居于主导的转折点”、“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化，更使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在中国迅速普及”、“对推进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维的确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心理认知基础”之类的论断。不可否认，当年的新启蒙运动，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相号召，立足中国现有资源，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思想启蒙道路，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启蒙运动的理论缺陷，可以说是近代以来启蒙运动价值取向上的一次重要转型。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新启蒙运动的探索已真正把握了近代中国国情的实质？究竟“中国”的表征是什么？不同时期不同运动关于“中国”符号的解读有何差异？该解读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履进程有何影响？等等，仍是值得我们继续研究并且进一步澄清的学术问题。

一、外敌压力下传统文化的“中国”价值复归

“中国”一词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特定的典型指向和符号象征。已有学者考证，起初，“中”的本意是“插于筒内的书策”，而“中国”即“有文字的国家”，古人取“中国”为名，其意图就是向周边族群宣扬此地“文化的发达”和“教化的高明”，并赢得其他族群的认同和归附。可见，文化是“中国”的原有之义，也是中华民族借以显赫于世的最大甚至唯一的象征，在最初中国国族的历史建构中，展现着不可替代的根本意义。

只是后来，随着阶级意识的强化、政治斗争的突显，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国”等专制权威的作用下，“国”逐渐成了帝王统治者的私有财产。在此影响下，起初作为“中国”形象代表的文化，此时也不得不与政治相媾和，沦为了阶级统治的御用工具，并在漫长的历史沉淀中，形成了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直接服务于上层利益的一整套文化正统体系。近代，一些启蒙志士之所以向传统文化开战，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文化所服务的对象即封建帝制的腐朽落后。“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曾毫不避讳地指出：“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妄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兼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根据陈氏的逻辑，要救中国，必须有新政体；要引进新政体，也必须学得与新政体相配套的西方新文化。于是，在“五四”人士眼中，传统文化完全是旧政治、旧统治者的象征符号，所以也就难逃被时人抨击与摒弃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