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选择（4）

在新启蒙的诸倡导者中，张申府最明确并且最完整地提出了新文化的建构设想，力图以中国的既有文化为根基，促进中西文化的综合交融。鉴于此，就有学者将张氏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该观点并没有准确把握张氏思想的实质。张申府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新启蒙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也不应该只是固守本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理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接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显然，这里所说的“土壤”，并不是中国的客观形势，也不是国民的活生生实践，而是仅仅指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张氏还在其他著述中，进一步阐释了传统“土壤”在调和外来文化中的独特功能。他认为：西洋文化中，形式逻辑（张申府也称之为“解析学”、“分析学”）和辩证唯物论分别代表了现代世界的两大主潮，但二者都有弊端，“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因此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辅”，二者合流而成“解析唯物论”将是未来科学的极致。但在事实上，形式逻辑与辩证唯物论，分属唯心、唯物两大对立阵营，不可能真正合流。但在张申府看来，“唯物论和唯心论是一物的两面，唯物论看不到心，而唯心论又看不到外间的实在”，只要“返回中国哲学的某些意念，特别是儒家的‘仁’和‘中’”，就能找到二者合流的依据。他认为，“仁”是人类文化的最高法则，“没有孔子所代表的仁，不但文化将不成其为文化，人也将不成人”，而“‘中’正是恰好切中的意思，在大客观主义下，‘中’正是价值的标准，满足这种标准，必是主、客的会合”。在张申府这里，既然凭借“仁”、“中”就可以达到主观与客观的“会合”，那么以“仁”、“中”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也就能够充当化解唯心、唯物两大对立阵营之间矛盾冲突、使其并行不悖地在中国传播甚至交融的调和剂。这一思想，与其称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如说是不同外来思想（形式逻辑和辩证唯物论）在儒学基础上的杂糅化，只要经过“博大精深”的儒家传统的溶解，即使彼此对立的文化形态也将最终走向“会合”。

与张申府基于内容层面的文化融合观不同，陈伯达等人则更着重于外来文化与中国旧传统在形式层面上的结合。在他看来，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在内容上的融合，只会造成文化性质的扭曲，他认为，张申府已脱离了“新哲学”（也称为“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阵营，只能算是“旧哲学界中有些倾向新哲学，而事实上不完全站在新哲学的立场的哲学家”。陈伯达以“新哲学者”自居，认为“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力主以“新酒装旧瓶”的方式，促进中国新文化的建构。他批评艾思奇1935年撰写的《大众哲学》仅是适应知识阶层的通俗化“试作”，“关于通俗化运动，我以为利用旧形式来装进新内容，将具有特殊的效力”。陈氏的这一思想，还在另一位新启蒙者柳湜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柳湜认为，文化界疏于旧传统形式的利用是一个“不可原恕的罪过”，文化人士必须关注民众的“趣味”，研究“旧的形式中抓住观众的所在”，甚至可以“研究一切低级趣味的艺术，分析他们构成的要素，批判的去吸取可以利用的部分，去诱导群众”，“凡是街头的人要看，想要，看后还要传看，认为真是他们的东西以外，尽管世人如何大骂，那都与我毫无关系”。这样一来，旧文化形式已没有了“高级”与“低级”之分，只要能迎合民众，一切都可以采用，这就极大地提升并泛化了旧形式的现实价值，也给中国民众贴上了“旧”字号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