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历史拷问

在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的用语中，有一个似乎为隔海相望的中日两国所专用，这就是“一衣带水”：“衣带”之长，象征着中日交往历史之悠久，“衣带”之窄，象征着中日地理位置之接近。开创日本律宗的中国唐朝鉴真和尚一千多年前在回答日本僧学恳请其东渡传法时说，“日本是有缘之国”。“有缘”二字，意义非常：它既指日本与佛法方面的缘分，也指中日在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缘分。

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10月和1955年1月两次会见日本客人时一再表明：“从中日关系的历史来看，我们两千年来是和平共处的。”“中日间几千年有过良好关系的历史，只是从甲午战争后，日本军国主义欺负了中国，这只有60年。”这意味着中日关系有“两个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1952年日本独立，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从此中日关系开始了“第三个历史”。在这三段历史中，中日关系发生了几次转变。

【中日关系：从“强弱型”到“弱强型”】

在唐朝和明朝，中日间发生过两次军事较量，都以日本的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公元663年，日本与中国在朝鲜发生军事对抗，唐朝和新罗的联军大败日军于白村江口。这次战败促使日本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并顺应时势，修正了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后中日和平一直延续了九百余年。第二次是1592年，丰臣秀吉出兵朝鲜，并宣称此次战争就是针对明朝，还狂妄地宣称两年内即可迁都北京，然而，丰臣秀吉的军队遭遇朝军和明朝援军坚决抗击，日本侵朝战争彻底失败。

上述两场战争显示出中国的强大，同时经济数据也表明，从公元1年到1820年，中国以“国际元”计算的GDP接近甚至超过日本GDP的10倍。这说明中日2000多年的和平交往时期也是“中强日弱”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留给人们的一个深刻教训是：对中国来说，仅仅先进，不足以使日本追随你；仅仅强大，也不足以使日本服膺，只有既先进又强大，让日本对你既服气又服输，中日关系才能太平，才能“友好”。

但自约1600年以来，世界进入了以“先进的欧洲，落后的亚洲”为特征的时代，特别到了19世纪后半期，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的牺牲品，落后贫穷衰弱的面貌展露无遗，日本对中国的尊敬和期待随之烟消云散。出于其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秉性，日本掉转船头投奔欧美文明，实行“脱亚入欧”政策，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主张日本“所奉行的主义，惟在脱亚二字”。

以1868年明治维新为转折点，日本告别了“和魂汉才”时代，进入到“和魂洋才”时代，这个“洋”字是指“西洋”，指不仅先进而且强大的欧美国家。通过效法欧美，日本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国力日益增强。然而，日本开始在对外关系上张牙舞爪，效法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政策，叠加上本国源于古代中世纪武家当政及武士道的军国主义传统精神，走上了侵略扩张之路。1895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大清帝国，中日关系进入了“日强中弱”时期。其后，从1905年在中国土地上开打日俄战争。正如廉德瑰所指出：“明治维新以来富国强兵目标的实现，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大多数日本人都变得浮躁和膨胀，大国意识和强国意识弥漫全国，爱国主义演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而发展成扩张主义和军国主义。形成了谁都不敢被贴上卖国标签的氛围，结果是整个国家和民族失去了理智，滑向了灾难的深渊。”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走向“强强型”的中日关系】

1945年日本战败。1949年新中国诞生。从此“一强一弱”型中日关系成为历史，中日开始走向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第三种状态──“强强型”关系。但战后中日两国走向强大的速度有很大差别。从经济实力比较看，1950年以“国际元”计算的中国GDP相当于日本的约1.5倍，然而到了1973年，日本的GDP反超中国，相当于中国的1.7倍，人均GDP则相当于中国的13.6倍。

战后日本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的“奇迹”成为影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因素。1978年邓小平访日，提出“为学习日本经验而来”；在参观日本的工厂以后表示“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邓小平甚至说“现代化的日本是中国的老师”。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正值战后日本发展达到顶峰期，被誉为“世界工厂”。然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战后中日“走强比赛”的“日快中慢”局面出现逆转并一发不可收拾。1978年中国以美元计算的GDP仅相当于日本的1/6，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大大超过日本，2005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50%，2010年则反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当年中国人均GDP仍只有日本的1/10。

今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还将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特别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不仅实现了GDP“量的扩大”，而且实现了经济“质的提高”，是一个量与质兼备的、既快又好的国民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国科学院2010年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综合现代化水平世界排名第78位，而日本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战后日本用了20来年就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主要是拥有一技之长的高级蓝领工人和白领），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30多年了，中产阶级还是很小。“从基尼系数（Ginicoefficient）来看，中国的贫富差距比拉丁美洲国家都大。”2008年中国的显示社会不平等度的基尼系数为0.49，同年日本为0.32；日本的贫富差距虽然较前扩大，却仍然比中国低得多。

当下，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但中国经济“量”的扩大和“质”的提高很不平衡。现在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日本仍是发达国家。在日文中，发达国家叫做“先进国”，这意味着在日本人看来，中国的巨大发展并没有改变相对于中国而言日本是“先进国”的基本事实，这是当今日本对于中国持有优越感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和国防实力虽然相当强大，但比起美国仍存在很大差距。那么，从日本追随先进、服膺强大的民族秉性看，它必然继续追随美国的先进，服膺美国的强大。对迅速发展的中国，日本人通过媒体更多地看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当今日本对中国的心理可以用“三感”来概括：对中国GDP超过日本的失落感；对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优越感；对中国军事力量崛起的恐惧感。总之，日本一方面嫉妒中国的发展，一方面并没有对中国服气。

中日实力对比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变化的基本参数，可以预计，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很可能再次回到“中强日弱”状态，但至少在21世纪10年代甚至更长一段时期，中日关系将依然会保持“强强型”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日关系会出现两种可能：第一，双方都采取理性、稳健的政策，实现互利双赢的良好局面；第二，双方都采取非理性的强硬政策，甚至被情绪化左右政策，其结果是两国“互损双输”，甚至发生军备竞赛乃至军事对抗。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预言：“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靠拢中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在日本从当前追随美国转向“靠拢”中国的长期过程中，是否也需要经过古代历史上日本对中国“服气”之前曾发生过的同中国之间的“战争磨合”呢？这或许是今后中日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

追随先进、服膺强大、对外来文明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堪称日本民族的秉性。中国要让日本从追随美国转变为友华亲中，最根本办法就是致力于搞好自己的事情，让日本彻底服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