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意识形态与传媒改革：关系与影响（2）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变迁与传媒改革

如果说共和国头30年是用政治手段和计划经济模式统合和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的话，所谓“政治挂帅”；那么第二个30年是经济或市场挂帅，经济或市场也曾一统天下，甚至经济指标一度成为社会的唯一评判标准，好在共和国60年诞辰的前后开始审视和扭转这一态势。总的来说，在第二个30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从矛盾论和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为中心转变，这期间作为理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变的，而实践意识形态随着三代领导集团更替而有所变迁，由此形成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体到传媒改革来说，国有制和党管媒介是基本不变的，媒介的属性、行业结构、运营模式和机制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到强调公平、协调和全面发展。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与传媒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这是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最大的不同点，也是中国改革社会主义与经典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之处。

1.“经济中心论”及其变化

十年浩劫使得当时的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民生凋敝，百业待兴，如何迅速扭转这种局面成为新一代领导集团面临的首要问题，由此，邓小平提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而且“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的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15]，中共十三大正式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这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中国社会主义的内涵也为之一变，即，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非阶级斗争来消除两极分化，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可以说“经济中心论”成为邓小平时代中共意识形态的核心，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开放政策，对于“主义”不做讨论，一门心思“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16]，这也是中共十二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江泽民时代延续了和巩固了这一观念，首先表现在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和旗帜作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思想路线，认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17]，其次体现在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置于“三个代表”的首要地位。

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强调协调与和谐，即经济、社会和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并认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由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内涵又有所拓展和变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2.传媒的市场化、集团化和资本化

基于此，中国媒介开始了一系列市场取向的改革，先后经历了市场化、集团化、资本化和全面发展四个阶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标志性政策的出台：（1）1983年的37文件等鼓励传媒机构实行企业化经营；（2）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将媒介行业正式列入第三产业；（3）2001年的17号文件等提出了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及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组建媒介集团的传媒改革；（4）2003年的21号文件强调事业和产业分类协调和全面发展，2009年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将传媒产业等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民经济重要支柱性产业。可以看出鼓励、促进和提高传媒机构和行业在经济方面的发展与壮大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传媒改革的主线和核心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媒改革，特别是在经济上，开始步入了自觉时代，其核心是提升经济收益和实力，集中在经营管理机制上的变革。日益强大的经济利益集团开始游说和推动传媒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动和加速了意识形态的变迁，曾是敌对的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等观念开始融入到实践意识形态之中，成为合理而有益的内核。

（二）权力结构观变迁与传媒改革

1.权力结构观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价值观念、社会阶层等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相对稳定的格局已被打破，阶层分化与利益冲突在加大和加剧，加之国内外形势迅速变化。由此，中共的权力结构观开始由“父爱主义”和全能观向着分权和制衡的方向演进。

首先是中央与地方、政事企间权力范围的划分。这种旨在划分权责范围的理念可以上溯到中共八大，当时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就提出“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18]，同时也曾提出政企分开的主张。此后从中共十四大以来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不断深化了政事、政企、事企、管办分开的理念。其次是建设和完善权力制衡的机制。邓小平曾强调，将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则，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19]江泽民提出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建立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中共十七大再一次强调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十八大报告也明确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媒介行业格局和组织结构调整

权力观的变化对传媒改革影响至深至远。首先表现在媒介行业格局的调整，37号文件提出的“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事业建设体制实质上就是中央与地方权力范围划分的一种体现，此后的82号文件提出的“四级变两级”同样是一种权力范围的划分，只是聚焦在省市县地方层级之间的权力范围重组上。其次体现在行业组织结构的变化，集中在一系列旨在推动政企、政事、事企和管办分开的文件。比如，17号文件提出的组织结构调整，意在突破区域、行业间权力范围，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组建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的多媒体兼营和跨地区经营的媒介集团；21号文件将媒介业按属性的不同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即事企分开；2006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推进文化领域所有制结构调整，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三）发展观及其变化与传媒改革

发展观关乎到塑造美好社会远景、利益观等意识形态内容，就是通过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非阶级斗争来分配利益和构建美好社会，这也是邓小平时代以来中共意识形态有别于毛泽东时代又一关键点，先后经历了从局部突破到全面发展的变迁历程。

1.发展观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的发展观主要内容包括提出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和阶段性与侧重性。首先是重要性和紧迫性。邓小平认为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一天也不能耽误和专心致志的，集中体现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时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上。其次是阶段性和侧重性。从发展历程上看，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从发展的突破点来看，先重点发展经济，然后是社会、文化等。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江泽民时代再次强调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路线。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并且开始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如果说第二、三代领导集体重在强调发展的速度和谋求在经济上重点突破的话，那么第四代领导集体则开始强调发展的质量和向度，突出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性。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了这一重要思想，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由此，开启了新的美好社会远景，赋予了中国社会主义以时代内涵。

2.由大到强的媒介发展观

纵观中国传媒改革的历程，在发展历程上遵循上文所言的发展观，而且因其意识形态属性和相对幼稚性，又成为相对第一、二产业以及其他文化行业而言后发领域。先后经历了在事业单位属性下的增量和优化以及在分类理念下的全向度发展。首先，从37号文件到199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加强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业管理的通知》和1999年的82号文件，重在数量上、规模上的增长，也就是谋求发展的速度和经济收入的增长，而82号文件等旨在解决快速增长导致的散、乱、弱以提高质量等问题。其次，21号文件和“十一五”规划等重在解决媒介公共服务缺失问题和促使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处于全向度发展，而《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政策则突出了在传媒产业做强的观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学发展观的一种体现。

在第二个30年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传媒改革在经济层面和经营管理上有许多突破，而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国内外宏观环境以及技术变革与应用，实践意识形态的变迁日趋深化，由此政治体制变迁萌动，传媒改革的步伐和力度也将迎来更深更强更大的改革。

　　结论

综上所述，是就中国社会主义这一政治意识形态和传媒改革互动关系之变的一面而言的，聚焦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上。实际上，这期间又有不变的一面：在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公有资产和资本、国有经济在社会总资本和经济发展中处于优势地位；在政治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此外，权力的重要性、独霸性和渗透性变化甚微。由此，媒介国有制仍居于主导地位，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以及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

共和国的第三个30年的业已开启，可以预见，政治意识形态与传媒改革的互动将继续深化，不仅是前者决定和影响后者，更为重要的是传媒改革能在政治改革中发挥主动积极的功效和影响及促进的作用，特别是社交媒体等新媒体的发展正在影响着政治意识形态。我们希冀着这种互动是一种良性的趋势，即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与独立、民主和综合实力强大的传媒改革之路相映成辉，避免走向媒体成为依附权贵和资本的另一种强权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