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分类与脉络 （6）

（二）改革

那些支持改革观点的人们认为我们的社会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对当前的政府与企业政策存在着较多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的生态与社会系统需要进行根本变革。一般来说，他们不能对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本质进行准确定位，但是在知识和信息失衡的条件下，他们仍然坚信人类社会能够通过自身的变化与发展来应对这些挑战。他们认为，国家的政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需要作出重大转变，这些努力将意义深远。然而，所有与改革相关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经济、社会结构的改革目标全部能实现的基础之上的。通过合理且充分的论证来说服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改革论的支持者主要关注技术、良好的科学和信息、市场的修正、政府体制改革等领域。他们遍布各个领域和组织，包括一些政府和公共机构，不过更多的是学者和主流非政府组织的专家。十分有趣的是，一些政府组织（例如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和部分区域的地方政府（例如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要比英国政府有着更加激进的观点。

改革论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技术的发展能够促进环境的保护。例如，恩斯特·魏茨泽克（Ernst Weizsacker）等人呼吁至少以4倍的效率大范围地减少经济活动中原材料的使用。[16]能源效率的快速提高、以新能源来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可。上述这些转变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会为企业带来许多市场机遇，无论是为了环境还是自身利益，企业都应该好好把握这些机会。新科技的发展不但会给人类带来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同时也能够促进环境的保护。

环境经济学家认为，需要采取一些措施对市场进行修正以解决市场失灵和监管的不足，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等人提出了外在环境成本的内部化以及环境收益的再计算等理论。[17]保罗·霍肯（Paul Hawken）等人提出政府应该对税收和补贴进行再调整，促进就业和环境保护，而非能源消费，以鼓励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效率。[18]戴利则试图将强可持续性与包含社会、环境成本的市场修正结合起来。[19]戴维·科腾（David Korten）坚持认为跨国公司以及国际机构（例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应该受到限制，以便发达国家能够对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20]

改革论认为，企业在一定的状况下需要政府的推动与监管，其所面临的税收与补贴政策、科研目标的确定以及信息的传播等也都需要政府的参与，因此政府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他们还假设现有的政治体系将会进行改革以增强其民主性与参与性。作为城市可持续发展领军人物的赫伯特·吉拉德（Herbert Girardet）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放在了城市上。他认为，政策实践、开明的人民领袖、与地方企业良好的合作、民众的决心，这四个方面的结合才是通向成功的关键。“真实世界联盟”（The Real World Coalition）代表英国25个非政府组织，对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论证。它指出，由于大量的不平等、贫困、环境退化和世界政治的混乱，现有的社会运行模式成为人类所面临威胁的最大根源。他们认为应该进行“彻底的革命”，实现“民主的复兴”，只有这样，政府和社会民众才能造就出“持续的、负责任的、平等的资本主义国家”。

20世纪60—70年代，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不断关注，使得环境问题成为80年代经济与发展主流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的极限》与《世界保护战略》这两个报告共同把环境问题推到世界政治的议程中来。有趣的是，可持续发展的争论也使得这些作者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问题。

《增长的极限》对经济增长有助于提高环境质量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经济增长反而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布伦特兰报告》则拒绝接受该理论。1992年，当《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再次审视该问题时，尽管只对“可持续的社会”进行了讨论，但在坚持人类不能无限增长的同时，他们还是接纳了《布伦特兰报告》的思想。此外，他们还提到了一些社会问题，例如消除贫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