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分类与脉络 （7）

1980年发布的《世界保护战略》报告是首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文件之一。这份报告关心的是人类需求，把注意力全都放在了环境的变化方面，而忽略了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此后，1991年发布的报告尽管仍然主要关注环境问题，但字里行间也表达出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决策的民主程度、人类的生活质量以及世界经济体的治理等社会问题的关注。

大多数主流的环保团体都处于改革论者的行列，例如地球之友、绿色和平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塞拉俱乐部等，它们开展的活动已经从基层的抗议运动转向政治游说以及同政府和企业展开合作等领域，而对贫困、污染分布的失衡以及发达国家穷人所遭受的环境问题的关注越来越少。

一些处于边缘地带的改革论者会持有部分社会转型的思想，例如舒马赫（E.F.Schumacher）认为经济应该“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运行，小的地方市场要比大的全球市场更加可持续，他把“小”设想成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另一部分改革论的支持者则拥有部分维持现状的思想。《布伦特兰报告》的总体基调是支持改革，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维持原状的情感。

（三）转型

转型理论的支持者认为，环境或社会中存在的大量问题都根植于当今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及人类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危机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的毁灭。由于通过社会的改革只能解决那些经济与社会权力结构分配的问题，而不涉及人类福利与环境的持续发展，所以仅仅依靠改革来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够的。尽管有人会使用现有的政治结构和科学理论，但是他们也普遍意识到那些处于权力边缘的群体（比如包括土著居民、贫困人口、工薪阶级以及妇女等等）参与到社会以及政治行动中的必要性。转型论者遍布各个领域，既包括那些只关注环境领域或者社会经济领域的人，也包括对两个领域都有所研究的人。

1.无关可持续发展的转型

由于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更加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内在关系的观点，因此并没有受到一些转型论者足够的重视。

深生态学家（deep ecologists）主要关注环境问题，更加强调自然环境固有的价值及其需求，认为人类的需求是次要的。在深生态学所提出的八个方面中，很少涉及人类需求，更不用说人类社会的平等问题。乔治·布拉德福德（George Bradford）在对深生态学的批评中，把矛头指向了其种族主义的倾向和对帝国主义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他们隐藏在“自然至上”理论背后的反人类观点。[21]作为“地球优先”（Earth First!）创办者之一的大卫·佛曼（David Foreman），就曾因为对埃塞俄比亚的饥荒发表“最好的事情就是让大自然自己去寻求平衡，让那里的人等着饿死”的观点而臭名昭著。正如安娜·布拉姆韦尔（Anna Bramwell）所认为的那样，绿色思想和法西斯主义有着一些联系。不过，并不是所有的深生态学家都对人类的问题漠不关心。尽管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认为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是一个可以自我维持的“盖娅”(Gaia)，但他还是主张人类应该根据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随着人类无休止地破坏活动，“盖娅”可以幸免于难，但人类就不会这么幸运，抑或连“盖娅”也需要拯救自己。其他的深生态学家，例如苏格兰地区的“地球优先”组织和罗宾·埃克斯利（Robyn Eckersley）的作品，则将生态中心主义与经济、社会的平等性联系起来。[22]对一些人来说，这是回归“朴素生活”的渴望，或者是对未来生活的展望。

与深生态学家相反，社会主义者则更多考虑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克服经济、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少考虑环境问题，因为他们坚信人类依靠自己的能力不但能够从资本主义中逃离出来，更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23]其他一些人尽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存在，但认为可以在人类社会的资本主义阶段搁置环境问题，而通过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