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2）

二、全球变局下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个问题我谈一下，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新一轮改革开放新纪元的启程，我们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好是一个全球变局的阶段，从党的十八大一直到三中全会，我们对国际环境一直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我国的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我们十八大以来，一直对我们的国际环境所做出的重大判断。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发展仍处于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呢？

从国际的环境来看，战略机遇期往往是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我把它总结为三个驱动，我们的国际环境有三个驱动推动我们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一个驱动叫开放驱动，也就是我们的国际环境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国际环境。第二个驱动叫市场化驱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际环境市场经济，市场机制是全球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在全球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我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合作，对于我们的发展是有利的。第三个驱动叫创新驱动，全球开放，全球市场化，全球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情况就会激发出像IT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全球创新成为一个全球竞争的概念。

我把1990年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分成三个阶段，一个阶段就是1990年到2001年，这个阶段是全球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刚才讲的三个驱动蓬勃发展时期。第二个阶段是2002年到2008年，这个时期是发达国家推动金融和楼市泡沫推动全球化非理性繁荣的时期，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全球的泡沫经济。第三个阶段，2009年以来，危机以后，全球化站在了一个十字路口上，整个世界是继续走向开放还是走向开放的倒退，它是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从这一轮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大国，美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第一轮，这一轮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1990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26.1%，将近四分之一。到了200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比重上升到32%，接近三分之一，在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持续上升。我们看第二个阶段发生什么呢？从2001年开始到2011年，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重从32%一直下降到21.6%，从美国的GDP占全球三分之一下降到五分之一多一点。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2001年美国的实力，在全球的影响力会出现持续下降，2001年发生了什么？

2001年，第一，发生了911，也就是美国在全球推动普适价值和民主化，最后导致了911文明的冲突，使美国整个战略走向了反恐。第二，中国加入WTO，一个文明的古国实现伟大复兴，开始积极的参与全球化，开始融入世界。第三，美国的IT泡沫破灭，美国新经济繁荣时期结束。

我们会发现，2001年实际上是经济全球化的阶段性的转变，转变以后，美国不愿意接受他的IT泡沫破灭，后来搞起了金融和房地产，一直到2008年四季度，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美、日、欧发达国家分别陷入困境，这时候到第三阶段的时候。美国并不认为地位下降是由于美国没有坚守实体经济，没有坚守创新。我这儿列了两组数据可以看到，1990年以来，美国的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美国的高技术制造业的比重持续下降，金融和房地产上升了。第二组数据，我们能够看到，从2000年以来，美国在所有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增长率都呈现出20%以上的下降，美国不搞高技术制造，不搞创新，不搞出口，而陷入了金融和房地产的泡沫经济之中。

从2009年开始，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做了一个演讲，奥巴马讲，美国经济大伤，再也不能继续建筑在金融和房地产的沙滩上，美国要回归实体经济，要回归高端制造，回归创新，回归出口。美国要进行结构调整，要进行为期十年的结构调整。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些全球新的变局，因为美国认为，自己推动开放却不是最大的赢家，中国成为最大的赢家，一定是全球化失控，一定是中国不公平竞争，因此搭了便车，得了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从2009年开始，美国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略转变，TPP，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区，这两个自由贸易区，美国号称是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只有盟国才能够达到。下一步美国的转变对盟国开放，而达不到高标准的国家就将会被边缘化。我们发现这场危机以后的全球变局，高标准的规则成为未来全球变局各个大国之间较量的焦点和核心。

另外一个方面，危机后美国开始在全球推行BIT双边投资协议，我们讲的叫高标准的投资开放，用负面清单管理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管理。今后美国的资本和国际资本进每一个国家，只能够说，哪些不能做，比如说哪些领域属于安全不能做，那些领域属于命脉不能做，哪些领域属于敏感不能做，列了一个负面清单，清单以外的外国资本来是跟你的本国企业同等待遇。

还有，开始推动服务贸易协议，要求所有服务领域开放，包括那些现在不存在的领域，服务领域，今后出现也要开放。我们发现这个变局实际来讲，对于每一个国家，他的国际规则，国际的秩序，国际的格局发生新一轮变革，对于我们的挑战就是谁不能够适应这种变化，他就很可能会被边缘化。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十八届三中全会很大程度对中国来讲，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将使我们整个的体制走向一个更高的标准，这样的话，才能够在全球是个响当当硬梆梆的负责任的大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会发现，这场危机还是改变这个世界，在很多战略的支点和关节点上正在发生新变化，对中国来讲，就面临着我们如何适应这个新变化。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国际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