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3）

三、如何推动新一轮的开放

第三个问题，我谈一下，下一步，我们如何推动新一轮的开放，按照三中全会公报的精神，我们如何能够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针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变局，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来要放宽投资准入，要加快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在这个方面，克强总理也明确提出，上海目前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就要探索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新模式，高部长提出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政策中，要推动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来试行负面清单的管理，而且高部长讲，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试验区很大程度开始推高标准开放的新模式，这个新模式包括对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改革，更加开放，我们的负面清单中间规定外国资本不能做的领域以外，其他的领域都是开放的，也就是要营造一个外资在中国，国企在中国，民企在中国，混合所有制的各个成分在中国都是公平的，非歧视的，透明的竞争环境和竞争平台。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开放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上海试点，服务贸易开始进一步加快开放，在金融服务、航运服务、商贸服务、专业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都开始试点先行开放，而且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验，克强总理对上海的领导提出了要求，第一，这个试点，重点是改革，而不是向中央要更多的优惠政策。第二，在未来三年，试点所得出来的经验、方案和成果都应当能够在其他地区复制和推广。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上海自由贸易区作为新一轮开放的率先推动的试点，是一个新的开放方向，一个新的开放模式。

我就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过去三十五年我们的开放过程中有特区，有高新区，有保税区，上海的试点是在过去三十五年的开放模式上往前走一小步呢？还是在面对未来的三十五年的模式往前走一大步呢？我们下一步的开放，究竟是要探索一个特殊区域，还是全域的高标准的开放，高标准的改革，高标准的发展呢？

第二个问题，一个叫FTZ（Free Trade Zone，称为“自由贸易园区”），FTZ是中国关境内特殊的小区域，这个小区域，进这个区域的商品是退税，外国的商品进到这个区域，试图还在国外进行保税，这个区的所有增资活动在这个区内发生是免税，因此你会发现它是一个高度自由化，我们叫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自由贸易区。还有一个叫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相当于整个中国的全域都是更高标准的开放，更高标准的改革，更高标准的发展，我问自己，我们究竟要的是哪一个？这就使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的深圳，最初有一道关，二道关，当时想的改革是一道关放开，让深圳和香港一体化，二道关管住，让深圳和内地不同，我们说这项改革成功吗？过去我们到深圳要边防证，现在到深圳不需要边防证了，我们说深圳的开放成不成功？很成功，它的成功就是承担了国家使命，中国要融入世界，世界要进入中国的一个平台，一个窗口，一个桥梁，上海今后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应该是全域的开放还是特殊区域的开放呢？

我问自己的第三个问题，今后的开放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州，还是在其他地方，它是一个缩小地区差距的开放呢？还是一个扩大地区差距的开放呢？如果是缩小地区差距，就意味着新一轮开放的任何一个试验区的试验，应当好于中国目前的西部地区，能够进行合作，能够带动西部地区的开放。比如，上海有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宁夏有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上海怎么能够成为新一轮开放的龙头，宁夏如何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在能源、金融、产业的合作。这样的话，上海的试验区和宁夏的试验区，两个开放的试验区之间如何合作，如何让上海每一步推动的开放能够带动宁夏，带动整个西部，带动整个中国共同走向国际化，走向开放经济，走向市场化。

我问自己的第四个问题，新一轮的开放，我们讨论很多的领域，我们说是上海搞上海一套，天津搞天津一套，厦门搞厦门一套，广州搞广州一套呢，还是全国各个试验区共同的一套规范的、法制的、透明的、公平的开放模式呢？马上就会涉及到我们今后的上海，我们是像香港和新加坡那样更加自由，还是像东京和首尔那样更加注重高端制造，还是像伦敦和纽约那样世界的领先城市。谁将会在中国起一个领袖城市的作用？今后我们说，这个领袖城市是上海、广州、深圳、香港，还是北京、大连、青岛，还是武汉、南昌、长沙、合肥，还是重庆、成都呢？哪个城市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中能够引领整个国家走向现代，走向未来，走向发展呢？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三中全会给我们讲的整个这套新一轮的开放思路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跟我们过去三十五年还是有着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