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均衡到均衡：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逻辑（3）

二、中国现代化建设：非均衡发展的演进

建构现代国家是近代以降无数中国先贤的梦想。直至孙中山领导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并提出三民主义，才把这种梦想落实到行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本质上就是在传统社会和政治架构基础上建构一个不同于以往又符合现代国家理念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设想先后解决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即在解决民族和民权的基础上，最后解决欧美等现代国家面临的民生问题，从而建构社会主义的民主共和国(11)。由于诸多外在因素的制约，孙中山未及解决民生问题。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却展示了中国的发展逻辑：通过非均衡发展追求均衡发展。中国共产党继承孙中山建国方略，运用“耕者有其田”政策，在农民阶级的支撑下，中国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新中国。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建设一个没有阶级差别和现代经济的国家作为其政治承诺和诉求。(12)之后又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13)的现代化建设诉求，并以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带领人民走向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己任。但是，新中国是建立在传统资源基础上的。这一方面决定了新中国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构的艰巨性，另一方面又决定了建立和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面临现代资源匮乏问题。

在传统资源上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否则就无法跨越“卡夫丁峡谷”。然而，生产力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不断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的制约。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力发展受到限制，并被旧的生产关系反作用的时候，革命逻辑在新中国得到了凸显——阶级斗争理论成为突破旧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并推进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一五计划”和过渡理论的实践并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反证了这一逻辑的有效性。

在通过阶级斗争逻辑解放生产力的桎梏的同时，另外一个问题摆在新中国面前，即生产力的成果如何转化为实现巨型农业国家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中，新生政权选择了一条“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强国、自立目标的发展途径”。(14)由于这一时期人们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看作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甚至唯一指标，是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重要桥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又把工业产值转换为重工业产值。在建国后不久，一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自然成为首选方针。对此，林毅夫等学者认为，由于重工业的发展特性与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冲突，而这种发展战略又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上述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国家政权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通过人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来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这样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就形成了。(15)简而言之，在一个巨型农业国家，几乎发展工业和重工业所有资源均来自农业。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不得不采取牺牲农业以获取工业发展的非均衡发展路径。随着重工业发展，这种非均衡发展逻辑在叠加了户籍制度、供销体制以及计划体制后固化。一方面是通过阶级斗争不断催生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形成，从而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逻辑又限制了农村生产力和其他行业生产力，并反过来成为重工业优先增长发展战略的限制力量。在这样的逻辑交织中，非均衡发展与之伴生。阶级斗争的前提是社会阶级的划分，阶级的划分人为地创造了一个非均衡的社会，而优先增长重工业的发展逻辑加剧了非均衡发展。由此，阶级斗争从一种催生生产关系变革的力量成为推动社会按照非均衡逻辑发展的有力推进器。随着阶级斗争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并深入社会各个层面，阶级斗争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有关文献和资料显示，在政权力量和领袖个人魅力作用下，为了实现巨型农业国家的现代化，阶级斗争不断被强化并内卷。通过赶超逻辑、大跃进、人民公社，把阶级斗争和非均衡发展的逻辑推向极致——“文化大革命”由此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