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均衡到均衡：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逻辑（4）

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止了曾经是生产力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打破了封闭的社会形态。市场经济的引入进一步促进了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于一个缺乏发展动力的日渐内卷的封闭社会而言，是从体制外部注入了发展的动力。在生产关系没有发展变革的条件下，起到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所以，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获得了国人的认同，也使人民生活水平获得了长足的提高。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在推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也推进了非均衡发展。改革开放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逐渐适应开放的社会的梯度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从封闭社会的开放逻辑，还是从国家发展战略，均实行了沿海——沿江——沿边、东部——中部——西部逐步推进的非均衡发展。同样，市场经济强调效益优先原则，强调竞争和优胜劣汰，必然出现非均衡发展。这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不断通过政策宣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理论基础。由此，有理由认为，非均衡发展并没有因为阶级斗争逻辑的中止而出现断裂，相反，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逻辑推动下，非均衡发展呈现进一步加强的事实。

综上所述，从建国以来非均衡发展的现实分析，这一发展逻辑对于建立在传统资源基础上，资源相对匮乏而且相对封闭的巨型农业国家而言无疑是有效的。阶级斗争建构了非均衡发展，优先增长重工业的国家发展战略契合了非均衡发展的逻辑，非均衡发展成为新中国发展的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止了阶级斗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市场经济，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国家现代化水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由于自身发展逻辑，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成为非均衡发展的助力。于是，随着社会发展的深入，各种由非均衡发展导致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凸显，体现为社会不和谐。可以说，非均衡发展曾经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今却成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力。

    三、非均衡发展的局限和均衡发展的可能

几乎所有非均衡发展理论的支持者都承认非均衡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创立者赫西曼就认为，非均衡发展是后发国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在《经济发展战略》序言中，他着力强调均衡发展的重要性。他说：我绝不想否认均衡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各种经济活动的互相联系，而且怀疑这些互相联系的活动“必须一起就位”；非均衡理论主要利用一项发展因素对另一项发展因素的激励作用，使这些互相联系的活动能够以一定的序列组合起来。(16)同样，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rdal)从二元结构理论出发，对非均衡发展的不利后果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非均衡发展将使资本、劳动力、技术流向经济增长较快地区，形成“回波效应”，这必将加剧部门或区域的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