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均衡到均衡：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逻辑（5）

非均衡发展导致的中国现代化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国家决策层和学界所公认的事实。在非均衡发展逻辑下，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人与自然发展不平衡，它们集中体现为公平正义问题。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所描述的那样，“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民主法制还不健全；一些社会成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7)这些问题按照法国学者卢梭的观点，最终会导致“官职”和“专制的权力”，也就是说“不平等的顶点，也是其他各个阶段所终于要达到的阶段，直到新的变革使政府瓦解，或者使它再接近于合法的制度为止”。(18)可以说，非均衡发展所引起的矛盾和问题如果缺乏必要的重视，就可能出现卢梭预言的政治上的形式出现，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的现象。(19)这种现象曾经在印度出现。在印度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被撕裂，执政的人民党下台。(20)1963~1979年的伊朗“白色革命”和1989~2002年的阿根廷“第二次革命”也具有同样的特征，随着经济非均衡发展，经济发展撕裂了社会，被撕裂的社会撕裂了国家，被撕裂的国家撕裂了现代化。(21)

非均衡发展所引发的问题早就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在改革开放初期，尽管邓小平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但在晚年他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发展存在的问题，一再提出均衡发展问题。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考察的一个多月中，多次谈到了“共同富裕”。12月18日，在杭州考察时，他提醒要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研究分配问题，“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一次谈话中，再次表达了对于非均衡发展的焦虑，他说：“十二亿人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事实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22)

那么，如何消除非均衡发展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呢?黑格尔认为，“真正地展开开端固然是对开端的一种肯定的行为，同时却也是对它的一种否定的行动，即否定它仅仅才是直接的或仅仅才是目的的这个片面性”。(23)消除非均衡发展的消极影响只能采取“否定的行动”——均衡发展。

均衡发展之所以能够代替非均衡发展，其原因在于：首先，均衡发展正是非均衡发展理论所追求的目的。学者胡位钧认为，“非均衡发展只是均衡发展的一个不得已的中介而已”。(24)按照非均衡发展理论，非均衡发展只是实现均衡发展的一个不得已的中间环节，均衡发展才是其目的。其次，非均衡发展的局限被人们所充分认识，从而产生了均衡发展的需求。事实上，非均衡发展在创造了“中国的奇迹”的同时，也将发展不平衡的稗草散布在各个阶层、各种部门、城乡以及各个地区之间，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呈现出“多元立体”的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将最终导致“社会失范”和“认同危机”，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共同体意识的缺失，将使一部分人、阶层甚至地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脱离于既有的社会体制之外，他们“被甩到了社会结构之外”，(25)而另一部分人、阶层则把促其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制度进行着意的遮蔽，从而出现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缺席”，(26)这意味着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内部结构以及维系系统的价值规范开始发生全面的崩溃，必然对政治秩序产生巨大的压力。再次，非均衡发展为均衡发展积累了经济基础。学者之所以提出非均衡发展理论，在于资源匮乏和地理差距等非均衡因素的存在，为了实现非均衡配置下的经济发展，非均衡发展才具有现实性。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资源匮乏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地理差距也得到某些弥补，从而出现了均衡发展的可能。

综上所述，非均衡发展带来了诸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被完整展现。今天，中国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均衡发展的可能，而人民对于秩序和文明的要求则对建构均衡发展的社会提出了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