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非均衡到均衡：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逻辑（6）

    四、均衡发展的实现

均衡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人民的政治承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加上外在环境因素，只能采取非均衡发展模式。尽管党和政府(国家)采取了合作社、集体化甚至人民公社等体制，加上户籍制度等政策举措，仍然无法避免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在资源匮乏社会出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政策，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于是，上述问题和矛盾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释放，反而越积越多，这显然违背了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初衷。于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已经初步具备了均衡发展的可能下，国家提出了建构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的诉求。

中国发展所展现的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涉及现代国家建构和现代国家建设的差异性问题。按照政治学家施泰因·罗肯(Stein Rokkan)的观点，后发国家问题积累式的发展与发达国家“渐进式发展”构成了强烈的反差。他通过四个向度探讨了发达国家建设的历程，(27)表明早期西方发达国家是以有限的国家权能应对有限的国家职能，在平等化的权力分享和财富分配诉求觉醒之前，借助400余年的“适应期”从容应对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变迁。他们以“强制的集中和积累”为现代国家机器提供内核，以“资本的集中和积累”为经济发展储蓄动力，以“支配空间和自由空间”为国家治理奠定基础，在肩负全民的福利、健康和安全之前，以“小政府”的姿态完成了国家建设、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相反，后发国家政权建立时间短，(28)并试图把发达国家经历的专制主义、民主化和福利三个时代缩短为一个时代，(29)这必然出现经济发展与权利分享和分配问题的矛盾。发达国家的建设逻辑表明，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必须先于政治参与和物质分配，因为“分享权力和福利首先要有权力和福利可供分享”。但是后发国家却在这种矛盾和冲突到达之前，提前进入了由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在这个国际社会中，参政和福利是突出的政治问题。因此，尽管发展的逻辑意味着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要先期进行，但发展的政治却迫使第三国家同时面临人们对于参政和分配的要求和期望”。因而，后发国家必须解决“经济增长同分配之间的这些冲突”。(30)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建构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论，试图在理论上解决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在中国建构现代国家过程中，主要采取的是政治手段，即以非均衡发展来实现国家建设、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一旦进入现代国家建设时期，主要是社会性的，即通过治理结构的变革，建构一个以社会发展为导向、以人民为趋向的社会性(服务型)政府(国家)，因此均衡发展成为其价值取向。

建构社会性(服务型)政府(国家)，就是把曾经作为后发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力的政府，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在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建构一系列保证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和机制上，实现政府(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其中关键在于创造发展和积累资源、合作治理与成果共享以及合理配置公共产品三个方面。

(一)创造发展和积累资源。均衡发展的前提是解决资源匮乏问题，而解决资源匮乏问题，唯有进一步创造发展和积累资源。如何创造发展和积累资源，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各地创造了许多经验，其中关键是解放公民和社会，推动公民参与和基层民主，以民主为资源促进发展，以发展为动力推进民主，用民主创造发展和积累资源，从而为均衡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

(二)合作治理和成果共享。非均衡发展是一种优先发展一部分而牺牲另一部分的发展模式，其结果只能采取牺牲部分而满足部分需要的分配方式。新中国建立以来，以牺牲农业获取工业发展的发展过程就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其结果就是改革开放前所展现的城乡对立、社会与国家分立的二元模式，与此对应的是国家治理结构上的政党统合国家、国家统合社会。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以来，上述模式无法适应而出现自我调适，形成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并倒逼治理结构的改善。于是，一个包含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和公民在内的合作治理模式在各地涌现，这一模式展现了充满活力的空间，创造了巨大的资源，从而形成所有治理主体共享成果的需要和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