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的现代性境遇与超越之路

摘要： 随着第三波现代化浪潮的兴盛，现代性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主导性文化精神。党群关系既是现代性的产物，又正遭遇着现代性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地方政府GDP主义的硬发展观造成民生虚位；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存在致使民心流失；多元社会思潮时主流意识形态冲击引发民意散化。破解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亟须我们“回到党群关系”，以准确把握困扰党群关系问题的症候，重新塑造和谐的党群关系，探寻党群关系的现代性超越之路。即立足执政党自身建设，以政党转型牵动党群关系的现代化转型；大力发展民生，以人民群众满意的发展成果夯实执政党的执政资源；牢牢把握思想领导权，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

关键词： 党群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现代性;挑战;超越  

党群关系既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也是一个历久常新的课题。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致使党群关系的发展面临着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四个考验”。因而，如何促进新时期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已成为理论研究中的热点话题。甚至可以说，每一个党群关系的研究者都欲献出一份“药方”，试图破解当前困扰党群关系的新情况新问题。然而，党群关系遭遇到的种种挑战的突围，并不取决于“药方”的数量，到往往取决于研究者对党群关系之症候有无确切的诊断。近一个时期，理论界和学术界对当下党群关系问题的症候诊断，不乏一些新颖的分析视角，归结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公民社会视角，分析党群关系所面临的挑战。“社会利益分化要求党群关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必须突出利益代表性；民间组织的大量生发使得拓宽群众政治参与渠道成为处理党群关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意识的形成要求党群关系建设必须有利于促进公民文化的成长要求。”[1]二是从社会转型出发，分析党群关系面临的挑战。当前社会阶层的分化，对执政党提出了该如何代表这些不同利益群体的问题；随着社会流动的加快，如何代表和保护海外公民的利益；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信息化对党群关系的挑战[2]。三是从政府的公共性和自利性视角出发，指出政府公共性建设需要从执政党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入手，而对于政府的自利性则需要从个人、团体和阶级三个层次的分析入手[3]。显然，这些研究视角都触及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在现代性渐已成为中国社会主导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理的情况下，党群关系不可避免地要直面这一现代性以及由其所引发的现代性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以上这些基于某种视角对党群关系的研究，对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并没有予以系统解读。要从基于现代性某一片断的视角困境中超拔出来，我们必须自觉的获得一种始源性视角，以便揭示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问题所蕴含的最基本内涵，继而对党群关系的研究获得理论上的自觉，以超越当下诸多开药方式及应景式问题研究的路径依赖。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中的党群关系理论内涵

对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作出解答，首先必须对党群关系的理论内涵予以回答。就党群关系的内涵来看似乎已经为我们所熟知了，但熟知并非真知。只要我们对党群关系作一认真思考，不难发现党群关系的内涵在不同时代、国度的现代性语境中有着很大差别。因此，重新“回到党群关系”就显得极为必要。“回到党群关系”并不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群关系研究的文本视界，而是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解读，即从“效果历史意识”出发，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理论的文本视域和历史视域的融合，构建一种更新的“历史效果意识”，以解答当代语境下党群关系的现代性遭遇的种种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一过程与其说“回到党群关系”的路向，不如说是“发现党群关系”的研究方向。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党与工人群众的关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党是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推动力量和领导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另一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以工人群众为依托，即是说党的领导地位取决于工人乃至人民群众的认可。马克思指出：“任何工人代表大会或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只要它们不和这个或那个国家的当前的直接条件联系起来，那就不仅是无用的，而且是有害的。它们只能在没完没了的翻来覆去的陈词滥调之中化为乌有。”[5]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这两个方面既是党群关系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群关系的基本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