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的现代性境遇与超越之路（3）

二、党群关系的现代性境遇

党群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一个鲜活、流动的理论范畴与实践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随着政治主题、政党使命以及社会情势的不同而呈现出多元的面相。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加深所带来的“整体社会语境”的转变，为党群关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也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它是中国现代性不断显现与实现的过程。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包含痛苦相伴”[12]。随着社会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主体、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日渐多元化、多样化，市场逻辑“无孔不入”地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以往的社会相比，党群关系所遭遇的“整体社会语境”发生了扭转，社会的多元分化一定程度地损害了党的领导地位、抽空了党密切联系群众的社会土壤。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之下，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体现出强烈的利益化、功利化导向，层出不穷的“寻租”、“腐败”现象严重地损害了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地方政府GDP主义的硬发展观造成民生虚位

中国共产党是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关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民谋福祉一直是其永葆生机的法宝之一。在革命年代，党与群众之间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曾形成密切的“血肉联系”与“鱼水深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盛行追求单一的GDP数字的“硬发展观”，用经济发展代替社会整体发展的做法，较大地倾斜了党群关系的“价值天平”。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数字增长的“硬发展观”，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庸俗理解，将经济发展视为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采取还原主义的思维，将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归结于经济问题。”[13]这种发展观在实践中逐渐蜕变为激进的“GDP中心主义”及与官僚政绩考核有关的干巴巴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无法让人民群众切身体会与享受。

“硬发展观”所带来的“唯数字主义论”以及“GDP中心主义”，严重违背了党群关系应有的价值逻辑。首先，这种发展观念以及实践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未能正确处理好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从理论源头上未能澄明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发展的目的本是为了群众，为群众提供殷实的物质财富及充裕的精神文化资源。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未能体现出强烈的民生导向，“与民争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次，GDP中心主义的发展逻辑目光短视，注重即时效应。地方政府“GDP中心主义”发展观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当地领导人的政绩，“面子工程”、“政绩效应”、“数字出官”等现象，在一些地方政府层面体现得尤为突出。最后，与这种单一化的发展观相伴的是，发展过程的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未能考虑到群众的现实福祉乃至下一代的长远利益，而是不计后果地以牺牲资源、恶化环境为代价。

由于发展手段的严重不合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在民生投入方面未能有效地同步递增，从而严重忽视群众基本的生存、发展利益，造成政府绩效考核价值扭曲、指标缺失。“对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重视不够，教育、卫生、文化、就业、住宅、社会保障等事关民生的公共事业重视和投入不够等问题都源于此。”[14]关系人民群众生计、生存、发展以及重大利益关切的投入，未能得到有效地供给与满足。由此，在推动发展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未能有效地为人民群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切实、充足的民生投入。而一旦群众感受不到来自执政党带来的照料与关怀，对于执政党统治合法性的质疑也将会成为常态。地方政府这种唯GDP论的发展观，严重影响到当前我国良序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制约着党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无论是在对人民群众主体身份的尊重，还是对民生的各项公共投入方面，一些地方政府表现出突出的“政府中心主义”倾向，在党群关系问题上缺乏长效的互动机制。

(二)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致使民心流失

官僚制一般是由一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根据固定规则不间断地推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它具有等级制、非人格化、延续性和专业化的特征。“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取代了过去的政治教导和思想干部，成为党的主要政治精英”[15]。官僚制在现代性追捧的工具理性价值观以及市场经济交换逻辑的引导之下发生“变异”。伴随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介入而来的是工具理性的扩张和官僚体制的膨胀。官僚主义与执掌权力联系在一起，是权力运用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外示，表现为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群众实践，高高在上，强迫命令。一旦权力使用者脱离了群众，其行为方式必然是形式主义。中国共产党一直有反对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优良传统。延安整风运动时，毛泽东就发出过“整顿党风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号召。后来他又明确地批评过官僚主义的做法，“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16]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渗透之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力行使受到强大的利益逻辑冲击。她作为执政党，权力来源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一贯宗旨。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存在，严重影响到党群关系的和谐与稳定。首先，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质上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的不尊重以及对人民群众基本权利的漠视。群众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陷入虚位态势，对于群众关心的问题、反映的情况以及提出的诉求缺少积极的回应，反而“踢皮球”、“打官腔”、“推卸责任”，未能体现出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人民群众是执政党最有力的监督者，对于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人民群众拥有知情权与监督权，履行作为监督者的职责。其次，由于党内的不少官员出现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在当下党群关系内部造成了权力与权利的高度紧张。少数权力行使者对权利拥有者充满了漠视甚至敌对，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缺少应有的关注，致使人民群众对党内的部分干部充满着不信任，原有的“血肉联系”与“鱼水深情”被权力的利剑强行割断。最后，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下，一些群体性事件反映出部分官员对于人民群众赋予的权力的傲慢行使，也给党群关系的不和谐发出了警示与警醒。许多群体性事件之所以产生，本来源于很小的冲突，并且是由于群众对公权力的不信任所导致，但由于社会管理观念的落后和官僚主义习气的存在，许多领导干部不是虚心地、理性地与群众进行沟通交流，而是将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导致党群对立。

“民心”是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认同的根本所在，是人民群众是否认可政权的重要标志。“民心”反映出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赖关系，当人民群众对于执政党不信任的时候，也就会出现“民心”流失的现象。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存在，漠视了人民群众的权利与利益，割断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深层次交往的内在纽带。“民心”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资源，而“民心”塑造就是一个执政党赋予人民群众物质利益、尊严权利的过程。一旦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利益“消极倦怠”、“漠不关心”、甚至是“推诿阻拦”，党群关系将会出现致命性的破坏，而民心本身也就会消耗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