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到底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

【内容提要】 本文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从劳动关系的变化、资本的形成和生产领域的拓宽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化问题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历史发展进程的一般性，否定了将中西方发展历史差异绝对化的倾向；并通过对英国16、17世纪生产领域的变化的考察，主要以生产关系的质变——即资产阶级革命来揭示造成中西方17世纪之后发展差异性的原因，以17～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影响解释这一发展差异是如何被扩大的。

【关 键 词】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引言

自李约瑟难题问世之后，东西方发展的差异性问题就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而由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唯物史观尚未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于历史的分析大多片面地从政治制度和文化领域进行，容易发掘出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再加上西方文明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这一时段对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考察主要强调中国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的保守落后。马克思·韦伯认为，世界各国的宗教都包含着一种基本上属于神话的、神秘的、巫术的因素，简言之，包含着一种反理性的因素，因而“必然”阻碍它们的真诚信徒去理性地把握现实；而只有欧洲人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受益者。①他还认为，中国封建城市则依附于政府，并以政治作用为主；而西方封建城市是自治性的，并以经济作用为主，因此造成了西方经济发展方式的加速转变。这一思想影响至近代，佩里·安德森提出封建的概念应该把封臣制、主权分割等政治、法律内容都包括在内，而这些特征，自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之后就逐步消亡了，同样的观点也见诸兰德斯的《国富国穷》和琼斯的《欧洲的奇迹》书中。②国内研究则主要侧重于文化领域与思维方式的差异。陈立认为，中国宗族式的社会组织决定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物的思想，只有事的思想，人伦的思想”。③金观涛等人认为，近代科学技术结构由建构性自然观、受控实验体系、开放性技术体系构成，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的社会文化模式既阻止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自我产生，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原始科学结构种子的外部传入，成为了一个超稳定的系统。④

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开始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进入国际视野，并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却越来越表现出发展的乏力，促使一些西方学者打破旧的“西方中心论”的传统思维模式，以新的视角来考察中西方近代社会发展。美国加州学派由于以经济领域为主要研究方向，因此更多地把握住了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发展的一般性。彭慕兰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西方存在颇多相似之处。⑤安德鲁·贡德·弗兰克、丹尼斯·弗莱恩、阿瑟·杰拉尔德等则侧重世界经济体系的研究，要求以全球视角，而不是在地域上孤立地考察中世纪以来的中西方发展。⑥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⑦而具体到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条件，则需要考察一个生产力水平逐步积累、旧的生产关系中逐步衍生出新的特点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封建社会相比，有三个重要特征：（1）劳动关系的雇佣劳动化；（2）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代替了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3）生产领域急剧拓宽，机器的使用使得工业生产逐步取代粮食生产，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不应仅仅从其现存政权的阶级属性来考察，也不能以其现有的生产能力为衡量标准，而应该从这三个特征相对应的生产领域的变化来考察，即生产中的劳动关系变化、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经济作物及冶金采矿等早期工业的规模等。国内外经济史的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中西方中世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史料，在本文中笔者即在这些史料基础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能否产生资本主义的问题，并对于中西方历史发展的差异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萌芽的政治经济学观察

（一）劳动关系的变化——自由劳动者的产生

雇佣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一端要求出现自由劳动者。自由劳动者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他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之外自由到一无所有，被剥夺了一切的生产资料，除非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否则就不能生产下去；第二，他具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对应于封建社会发展历史中，第一个特征即土地集中，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只能靠租佃维持生存；第二个特征即佃农人身自由化得到加强，退佃、承佃日益成为普遍的现象。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土地集中伴随土地买卖的自由化而更加迅速，这种自由化的限制自宋朝破除后，在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尽管由于土地集中导致的地主阶级势力的强大一定程度上稳固了封建政权，但同时也塑造了大量的无产者。明朝后期，大量自耕农转化为佃农，开辟新的土地已经不再能调动小农的积极性了，因为即便在福建、安徽山区中，都有各自的地主、山主，已经达到了“没有一块土地没有主人”的局面。⑧相比于自耕农，佃农与流民尽管经济地位更加下降，但自由流动的能力却得到了提升，他们没有了土地的天然束缚，并自发地反抗地主的人身约束。他们同时可以为城市的手工业作坊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在苏州地区，“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锻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⑨明朝后期，尤其至正德以后，原来在宋代不准自行退佃搬迁的佃户，“盖因连岁灾伤，人民离散，外来军民，畏惧粮差，不肯尽数承佃，以致田地抛荒”；嘉靖之后，对佃农的人身自由的管理就更加放松，徭役征银，力差改为以银代役。⑩这样，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中的主奴成分就更加淡化了，而纯粹变成劳动力的买卖关系。

（二）资本的形成——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与商业发展

雇佣劳动关系形成的另一端，是生产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累积，并成为以增值为目的的资本。各个历史阶段都会有一定数量的流民，自由劳动者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也会存在，但是如果他们的生产仅仅是为了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或者说他们仅仅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那还不能构成雇佣劳动关系。要判断某种包含雇佣的劳动关系是否是雇佣劳动关系，很难从被雇用者的角度考察，因为他们通常都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保障，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而应该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角度进行考察。因此，劳动关系雇佣化的实现也就与生产目的的转变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具体地讲，没有广阔的交换市场，就不会产生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也就不能确立生产资料的资本性质，故而不能确立雇佣劳动关系。

中国在封建社会历史中体现了明显的市场不断扩大化的过程。封建社会早期，中国的城市以政治目的为主，因此有“城，所以自守也”与“市，买卖所之也”的分离。但到唐宋时期，大量商业城市即在沿海地区（如广州、泉州、宁波）与运河沿岸地区（如苏州、杭州、扬州、临清、淮安等）建立起来，至明清时期，甚至出现了景德镇、佛山镇这样的手工业中心城市。这些城市不但规模巨大，而且商业氛围已经逐步超过了政治氛围。尤其在江南地区，以明代万历年间的杭州为例，超过70万的总人口中，“杭民半商贾”，且“旦暮佣作”、“游手浮食”之民还有众多。此外，还产生了大量纯商业性质的农村市镇，人口可以达到万人以上。(11)长江沿岸的航运则是清朝以来才得到了大的发展，汉口这一贸易重镇在明初时还是一片荒洲，隶属汉阳县，而至乾隆年间，仅汉口人口已经超过明初汉阳县总人口近3倍，嘉庆时号称“九省通衢”。(12)另外，近年来的研究还对“纳贡”这一政治形式进行了商业解读，因为纳贡本身也包含着竞争、交换关系，并日益扩大，形成了围绕中国的一个网络，甚至中亚商人带着伪造的公文冒充“政治使团”，以从事平凡的商业活动，这些都组成了中国封建贸易的一部分。(13)

（三）生产领域的拓宽——经济作物的种植与近代矿冶业

然而，具备以交换为目的这一性质，还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萌发出来。要彻底瓦解封建社会生产方式，还必须打破土地对于生产活动的天然限制，将更多的不依赖（或很少依赖）于农业生产而存在的需求创造出来，以工业品取代农业品，上升为生产的主要领域，以大机器代替手工业，成为生产的主要方式。(14)

工业品取代农业品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一过程首先表现在经济作物种植规模的提升。宋至明朝，农业生产的工艺研究得到了加强，集约化的种植方法得到了广泛推广，有机肥的施用和深耕细作的加强，保障了土地连作制的盛行，使得农业生产应对日益增长的人口之余，得以兼顾经济作物的生产。宋元时嘉兴、湖州地区即已经成为著名的丝织业原材料产地，至明朝，朱元璋还未正式称帝的龙凤十一年六月下令，凡农民有田五亩到十亩的，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照比例增加。明朝建立后，更将这一制度推行全国，并规定科征之数。明末至康熙年间，嘉兴地区桑树种植面积已经从水、旱田总面的9.97%增长到18.26%，而收益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已经达到了与粮食作物相匹敌的程度。丰厚的收入又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生产的专业化。财政收入、借贷契券，甚至口粮和耕田资金的筹措，都越来越依赖经济作物的生产，“公私仰给，惟蚕是赖”。一旦蚕桑收成不好，“举家聚哭”，“揭债鬻子”。(15)不仅江南地区，长江沿岸的两湖、安徽甚至四川等省份，也开始种植经济作物和发展相关的手工业，如棉花、靛青、烟草、陶瓷和纸张。

大机器的出现以近代矿冶业发展为前提。冶铁技术在中国春秋末期便已发明，但到宋明时期又有了显著的发展。记载中的广东冶铁，在宋朝高炉的基础上无论是规模还是装填工艺，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以萤石为溶剂的冶铁技术也是明代的发明。由于政治原因，明代初期，矿冶业大多收归官营，以封建性质的生产为主，因此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所用的劳动力也大多是徭役或军役，生产积极性很差。因此，官矿逐步为民矿所排挤，“山泽之利，官取之则不足，民取之则有余”的现象十分普遍。民营矿冶更加灵活多样，也推动了采矿业总体规模的迅速扩张，自永乐三年到宣德九年的三十余年间，冶铁产量增加6倍以上，(16)嘉庆元年到嘉庆十年的十年之间，又增长了48%。(17)

（四）新旧生产关系矛盾的物质承担者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也催生了相应的政治诉求，尽管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发展起来，但它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并不是自然的过程，必须通过其物质承担者即资产阶级所领导的阶级斗争或革命来实现。

中国早期的封、资冲突是通过商人抗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8)尤其在手工业和商业尚未形成一定规模的时期，政府的财富积累和政治基础仍主要来自于农业税赋，因此对于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横征暴敛更加肆无忌惮。到明代中后期，官商的矛盾更加剧烈，万历年间反抗税监的斗争十分普遍，其中较大规模的“民变”就有20余起，参与者史籍多称“商民”，主要是由士绅、商人领导的，手工业劳动者为中坚力量的抗暴斗争。矿冶业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为明显，因此矿监之祸也十分剧烈，“矿盗”、“矿徒”甚至形成了武装组织，与官军战斗，以至于到清初40年间，对矿山再次采取了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

民间的阶级斗争也会通过上层政治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宋的王安石变法中，募役法要求废除强制性的劳役，改以“助役钱”代替，对自由劳动力的产生和手工业生产者的自由发展很有裨益；均输法强调的“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允许非生产地区可以税款代替实物，凶荒地区可以与丰收地区互相调剂，富商不再能囤积居奇，操纵市场，产品的流通与货币的作用被加强了。明朝的东林党人运动则影响更为广大，东林党的基础集中于江南地区，而“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场渡，莫不属之缙绅，相沿以为常事矣”，因此他们基本属于江南地区商业起家的士绅阶层。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政归六部”，实际上是反对借助封建统一的皇权打压新兴经济形式，“公论听科道”，以顺应当时规模日增的群众运动。(19)在选拔机制上，他们要求学以致用，“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废除传统的经院式的科举选拔。这一主张与启蒙运动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批判是一致的，是对旧的僵化制度的思想上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