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到底能不能产生资本主义（2）

　二、中西方差异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一）历史发展的量变与质变

尽管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已经出现了明显地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化的趋势，但毕竟未能独立地完成近代化任务，因此在认识中西方历史发展的一般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对其差异性进行解读。这一解读同样可以从经济领域着手，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关系变革进程的缓急，并进而确定导致历史发展转折的关键性事件。

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为例，封建都铎王朝建立之后，历代的国王都对各种形式的圈地、土地买卖进行严格限制。1598年，伊丽莎白女王颁布的法令规定，凡在她即位以后围圈的牧场，一律恢复为耕地，同时禁止改耕地为牧场。(20)1603年开始的斯图亚特王朝更是变本加厉，加强对呢绒业和其他工业的管制，继续执行都铎时代关于管制各种手工业者和规定学徒年限的陈腐法令，滥发工商业专卖权。16世纪中叶之前，受到封建王朝政治上的制约，英国封建社会酝酿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还只能缓慢地发展着，整个16世纪英国圈地面积仅占整个圈地运动的2%，(21)大量小土地所有者依靠公地上的土地共有权维持生存，不能形成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力。而即便在圈地之后，农场规模也相对较小，在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农场规模一般在5亩～25亩之间；在诺森伯兰和达勒姆郡，或库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柴郡，尽管耕地面积较大，但或者土地贫瘠，农业耕作水平不高，或者远离商业中心，(22)经济作物种植规模受到制约。(23)

1640年之后，经过近百年的斗争与反复，两次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动统治，并挫败了法国封建反动势力支持的詹姆士二世及其子孙在1689～1746年期间先后策划的武装叛乱和政变阴谋后，英国资产阶级得以充分调用政治权力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铺路。圈地法案在1720～1750年间每年仅三四起，而1750～1760年之间就增长到年均15起以上，1800～1810年更是剧增到年均90起。经过这样大规模的围圈，全国土地被掠夺殆尽，至19世纪前叶，只有少数几个郡还留下了约3%左右的没有围圈的土地。一百多年的资产阶级议会主导下的圈地，极大地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和自由劳动者的出现。(24)而同时，英国政府推行粮食出口补贴，鼓励投资农业和改良耕作技术，为资本主义大农场的建立创造市场条件和技术条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也为畜牧业的复兴提供了可能，耕地转为牧场，纺织业的原料供应充沛起来，对先进纺织技术的需求也因之而来，珍妮纺织机得到推广，大工业的雏形开始显现。

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的过程尽管不是一个抽象的骤变的过程，但运动当中确实包含着质变与量变的差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在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当力量对比达到一定程度时，资产阶级就将以革命（或要求改良）的方式向旧的统治阶级进行挑战，并夺取政治权力。这之后由于有了政治上的支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广速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进而保障了近代科技更加广泛地运用，生产力得以加速发展，并反作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使之更加稳固。因此，17、18世纪中西方发展的差异，其根本原因不是地域差别或文化差别的结果，而是先进所有制关系与落后所有制关系的差别的结果。(25)东方文明屈从于西方文明，其背后的实质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投降。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对中国晚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

两个不同地区的社会形态或许在全球交往比较松散的中古时代还存在比较的可能，但随着地理大发现开始的交通工具的革新和交换发展的高级产物——金银货币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便逐渐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打破了一切国家孤立存在和独立发展的条件。因此，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站稳脚跟，“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就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26)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的壮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全球化的掠夺与贸易。从美洲掠夺的白银转化成巨大的内需，刺激了国内的商品生产，同时也刺激了商人们追求财富的热情。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使得欧洲在生产能力还不能在直接的对外贸易中取得出超的情况下，却可以作为亚洲各国贸易的中介，攫取财富。这一历史过程被重商主义者这样表述着：“我们可以用古吉拉特的布匹在苏门答腊沿海换取胡椒和黄金；用来自（科罗曼德尔）海岸的里亚尔（波斯和阿拉伯钱币）和棉花在班特姆换取胡椒；用檀香、胡椒和里亚尔换取中国商品和中国黄金；我们可以用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用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布匹换取中国的香料、物品和黄金；用苏拉特的布匹换取香料；用阿拉伯商品和里亚尔换取香料和其他各种奢侈品——用一种货物换取另一种货物。而且这一切都无须花费尼德兰的一文钱，只要有了船，我们就有了最重要的香料。那么会失去什么呢？毫无所失，只要有些船，再用一点水注入水泵引动。我指的是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可以建立豪华的亚洲贸易。因此，绅士们，高明的长官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东印度公司获得世界上最豪华的贸易。”(27)

中国晚清社会则是被迫地卷入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中。晚清72年中，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发动五次大规模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入侵开辟道路。其中议定关税、通商口岸等条约，促进了中国和欧洲的商品生产和双向流通，(28)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定时期内，确实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江南地区是对外开放较早的区域，因此也受到最为明显的影响，商品生产得到扩展：(29)“苏南农民进行农桑副业的历史已很久。于清末开始发展，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三七年间为最盛时期，桑田最多时达一一八万亩，年产丝五万到八万担。”棉织品、工业品消费也占据全国重要份额。(30)然而，由于缺乏充足的原始积累，中国原始的手工业无力承担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任务。以棉纺织业为例，“广东的机器缫丝厂规模很小，资金很少，……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顺德的三十五家机器缫丝厂来看，合计只有资金一百零五万元”。(31)直到1891年，中国才出现第一个自建的机器棉纺织厂，(32)而这已无力改变棉纺织品从入超到出超的剧烈转折，1885年中国进口的纺织品还仅有388 000担，至1901年就已经增加了6倍以上。(33)同时，中国的矿冶业也基本被外资或官僚买办吞噬。直隶开平煤矿，即在明代以来所开的小型煤矿旧址之上重建；而由于小煤矿难以为继，“其煤井均系民也以弃旧井，无不乐意出售”。(34)

缓慢发展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在资本主义萌芽在欧洲资本主义入侵、所有制关系剧烈动荡的晚清时期，或者走向破产之路，或者遭到兼并，不但无力独立发展，甚至成为了西欧资本主义进一步积累的垫脚石。尽管毛泽东断言，“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35)但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扩张属性，使得这种设想的验证没有可能和必要性了。

（三）其他特殊性及偶然性因素

尽管政治经济学的描述着力于描述历史发展的一般性，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并不排斥地域发展的特殊性与偶然性。尤其在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中世纪，地理环境、天灾疫病等因素都可能通过显著地影响经济结构的演变速度来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

地理环境方面，欧洲差异较小的平原地理环境，导致疆域明晰的国家形成十分缓慢，差异性较小，使得各联邦发展比较均衡；平原地形，则不利于进行边疆的防御。因此，相互的征战是西欧中世纪的常态，军用品生产始终占据一定的生产地位。优厚的自然环境，(36)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提升要求较低；落后的农业生产地位，导致稳固的土地私有权只是在西欧封建社会中后期才建立起来。而相对普遍的农牧结合的生产方式，则使得羊毛贸易和毛纺织业在欧洲中世纪广泛存在，并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推动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成长，(37)一直作为与封建因素相对立的重要力量。

天灾与疫病对于欧洲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偶然）事件。第一个发生在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进程中。著名的“哥伦比亚”交流，使得美洲的征服速度大大加快了，瘟疫使得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 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也遭遇类似的命运，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38)作为外部推动力加快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二个发生在欧洲14世纪中叶，肆虐西欧的黑死病导致近1/3人口的死亡。根据马尔萨尔的人口理论，人口增长的速度要远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速度，因此一个突发的人口减员可以极大地减少生活资料的消费，使劳动产品有效转化为生产资料，进而向资本转化。这样，黑死病就作为一个内部推动力加快了欧洲资本的原始积累。(39)

此外，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中带来的质变影响，因此影响革命成败的因素都间接地影响了欧洲近代化的进程。

当以唯生产力论来解释历史发展规律时，可能会遇到这样的困境，即具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封建中国何以未能首先完成制度的演进？但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尽管存在对应关系，却不是僵化的一一对应，而是螺旋上升的过程。这一原理被列宁首次提出，即革命将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进行突破，(40)并进而在一国之内首先建成社会主义，(41)革命条件的成熟与否并不唯一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取决于具体的阶级力量对比。不难发现，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的过程正是一个薄弱环节突破的过程。而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全球封建制度的最高峰，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在中世纪与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中都处于顺差状态。中国如一块磁石一般吸引着全世界的白银流入国内，也因此不同于西欧时常负债累累的国王，中国中央王朝的具有强大的控制力，甚至在清王朝时期豢养了八旗子弟以备军需，阶级力量的强弱对比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中国资产阶级取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是一条相对艰巨而漫长的道路了。

　三、结语

通过对中国宋、明、清代劳动关系、生产目的、生产领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基本确证，自由劳动力已经在封建社会中后期逐步产生并壮大，并开始进入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生产领域，而经济作物的推广和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也为商品生产和大工业储备着条件，因此从经济领域来看，中国封建时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内生性，并不存在中西方历史发展的绝对差异化。进而考察英国16、17世纪圈地情况及经济作物的生产状况，可以发现直接导致中国与西欧17、18世纪发展速度的显著差异的关键，在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进程中的质变，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确立，并进而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推广创造了条件。因此，17、18世纪中西方发展的差异，其直接原因不是地域差别或文化差别的结果，而是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关系的差别的结果，并不能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后的中西方差异来夸大西方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西欧确立并开始全球化进程之后，欧洲资本家先借助美洲及东方各国的贸易差额完成进一步的资本积累，并在工业革命之后运用廉价的商品冲击着中国封建社会还被土地所有制束缚着的商品经济。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短暂繁荣之后加速衰落下去。

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的不同侧面的考察，也会影响今天对于东西方差异的认知，使之常常带有片面的、神秘的色彩。但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切差异的根源需要从生产关系的差异上来寻找，生产什么（生产领域）、生产为了什么（生产目的）、怎样生产（劳动关系）决定着整个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一个具有较为完整工业体系的工业国，并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正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经济制度差异的结果。影响近代化进程的确实存在一些偶然因素，如地理环境或天灾、疫病等因素，但在今天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其影响作用将日益弱化；而那些片面的、神秘的因素更是从来都居于附庸地位。因此，今天对于中国发展问题的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住经济制度这条主线，才能有效防止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危机的重演，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推进我国经济继续健康地、持久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