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研究的文化、民族与全球维度

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单单靠定量的研究很难把握家庭以及家族研究的整体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把家族结构的社会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如何把家族研究与其所处的区域社会以及全球化的关怀联系在一起，理性把握超越家族的族群和民族所出现的文化的生产和再造现象、跨国网络等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自人类学、社会学恢复以来，中国的家族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社会学对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功能、家庭问题等方面，这个家庭是一具体的生活单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中国5城市家庭调查、跨省农村调查中的农村家庭与农民生活方式研究以及改革以来农村婚姻家庭的变化等。这个时期对于家庭的研究，是以问卷和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相对宏观的研究为主。

然而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包括社会学者自身在具体的调查研究中，深深感到中国的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单单靠定量的研究很难把握家庭以及家族研究的整体性。因此，定性研究、田野调查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微观的社区研究的田野调查展现出了大量的关于不同民族、不同区域的家庭、家族的传统的延续和再造。具体的社区研究成为这两个学科相结合的绝好的对接平台。对于社区研究起推动作用的应为费孝通先生对江村有关家庭变迁的半个世纪的追踪调查，费孝通先生通过对江村以及中国家庭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家庭中的“反馈模式”理论。这种思考促使研究者开始关注家的文化内涵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意义，特别是家的观念对家庭结构及生育观念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曾强调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而能延续此种继承性的要素kinship（亲属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社会人类学中的亲属关系，主要通过家的文化观念和其社会性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来。即家直到今天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的关键词。

围绕着这一问题，很多研究者也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如社会思想史、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角度，发表了相关的研究成果。由于家族研究所涉学科之多，很难以某一学科的问题意识来予以把握，笔者结合自己固有的研究—从人类学的角度来把握中国的家族研究，拟推出文化、民族与跨国网络的视角，来与大家共享家族本身的文化魅力。

家族是文化与社会延续的载体

刻在孔庙大成殿前的“中和位育”几个字代表了儒家的精髓，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中和之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具体表现为对人和的肯定。同时也延伸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诸如对风水、五行、算命、饮食、命名等的追求，对人际关系的冥思，神明关系的敬仰，淋漓尽致地表现“和”的思想作用。而家“和”是人“和”的重要基石。

社会人类学在研究一个社区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过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这就涉及到雷德菲尔德所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①。小传统或乡民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重点，代表着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实际生活，这是人类学研究的前提与出发点。在中国，社会大传统或士绅代表着文献文化，与来自田野的经验有不同的面貌。这种二分法其实也蕴含着高层文化与基层文化的两种结构。所谓“大传统”文化在中国主要指的是上层知识社会的一种以儒教为主的文化取向，而“小传统”文化主要指民间社会自身所创造的文化，其主要载体是农民。费孝通先生认为“小传统”作为民间广大群众从生活的实践和愿望中形成的传统文化，它的范围可以很广，其中有一部分可以和统治者的需要相抵触，在士大夫看来，不雅驯的，就提不到“大传统”中去，留在民间的乡风民俗之中。而连接“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桥梁为绅士。费孝通先生还提到：“农民的人文世界一般是属于民间的范围，这个范围里有多种层次的文化。它有已接受了的大传统，而同时保持着原有小传统的本身。”②费孝通先生的这一思想对地方性研究和整体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我们来看儒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非常可行的。这一文化的延续性也是社会延续性的基础。家族在其中扮演了非常核心的角色，也就是由于家族所承载的文化和社会延续之特点，笔者把其称为纵式社会。纵式社会的延续主要依靠以下几个方面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