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研究的文化、民族与全球维度（4）

笔者曾于1989年9月带领学生对广东阳春县一个瑶族村落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瑶民虽然有着强烈的民族认同，但该地的家族、宗族组织却和汉族社会相差不大。在族群认同、文化认同方面却与当地的客家人有着明显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在填写民族时一直都填成汉族，但当地人都知道他们的身份。1989年2月，经过瑶民的多方努力，加上广东省民委的民族识别，他们才被正式确认为瑶族。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位于汉族社会周边少数民族聚落，村民虽然有着强烈的族群意识，但在很多仪式上试图通过文化和结构上和汉族的相似性来确定自己在中华世界中的位置，表明自己在中华世界中具有某种正统性。我们的很多个案说明，少数民族或族群具备汉族性的家族社会特点，不能仅仅看作是在强大的汉文化压力下不得不实施的一种伪装手段，而应该看作是位于周边社会的人们在中华世界中自我意识表达的一种形式。与此同时，在很多民族社会的家族“传统”的延续、复兴和创造，是人类学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这里的家族传统主要指与过去历史上静态的时间概念相比，更为关注动态的变化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家族的“集体记忆”，使得宗族的认同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才得以在交互状态下得以张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家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延续带来了民族认同的社会基础，同时家族社会内部结构的延续又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民族认同。

因此，在对民族区域研究时，对特殊的区域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至关重要，这关系着如何加快民族区域的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但一些家族观念和文化认知，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浓厚的血缘观念使许多民族地区至今盛行婚姻法禁止的表兄妹婚。他们认为这样血浓于水，亲上加亲，实际上祸及后代，严重地影响了人口素质。此外，血缘观念的盛行，便利维系庞大的亲戚网络，发展家族势力，容易与地方基层政权产生冲突等等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家族研究是了解和认识差异的民族文化观念的重要途径，是认识区域文化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中，只有保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思维，才能更好地理解家族与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对汉族的宗族研究，还是少数民族的家族研究，都是一个理解多民族国家社会的重要起点。

跨国网络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家族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东亚经济圈与“儒教文化圈”的关系。例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中指出，儒教文化的最大特征是以家族集团主义作为社会秩序，以此成为支撑“儒教文化圈”诸国经济发展的支柱。家族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最终实现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社会，家的文化概念已经渗透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但是即使东亚社会都接受了中国的儒学，但不同的社会对于儒学的取舍和吸收的重点也不尽相同，如在日本的儒教理论中和中国相类似的就是特别强调儒教的家族主义传统，把“孝行”和“忠节”作为人伦的最主要的道义。但在日本，特殊的神道作为一个变量介入到日本的家与国之间，更加突出了“忠”的位置，把“忠”作为最高的“德”，把“孝”附属于“忠”之下。这与中国社会把“孝”作为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或族内的一种纵式关系，而更强调“忠”作为一种对己而言的“家”外关系完全不同。所以在社会结合的本质上，日本更为突出的是集团的概念，而中国更为突出的为家族主义。

作为东亚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在以大传统的儒家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中，在社会结构上却存在同异性问题。如家族主义与家族组织、亲属网络与社会组织、民间结社与民间宗教组织等是东亚社会中非常有特点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如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都用相同的汉字表示“家”，其内容却完全不同。这就要从社会、文化因素方面探讨其各自的特征。通过中日家、亲戚、同族的概念异同，说明“家”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与日本的家、宗族、村落及社会结构进行比较，进而探讨中国的家与社会和日本的异同。所以说家族的研究也是探讨东亚社会基础的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开启了经济建设的新潮，家族色彩的管理体制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起到了积极的协调的作用。诸如封闭的亲缘协作与开放的血缘、亲缘协作联合体等。在有的企业，以关系为基准的人情取向，成为家族化。中国人的这种浓厚的家族观，无疑使乡镇企业的行为也打上了家的烙印。这种家族观念使人视“家业即为企业”，治家即为治厂，家法、家规、家训乃成为企业管理的信条。同时，家族作为血缘和社会的基础，成为中国社会凝聚的重要因素。海外华人的投资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和地缘意识、家族关系、文化相同的因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和地区凝聚力、中华民族凝聚力有着不可分隔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