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研究的文化、民族与全球维度（5）

在海外华人社会，流动与网络的复杂性导致了不同的交往方式造成不同类型的利益争端和处理方式，反映的是区域网络的不同要素对区域多样性的作用。区域网络的复杂性决定了区域的整体性与多样性特征，而这一特征正是海外华人社会的写照。网络分析的焦点是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并强调个体的行为和经验。海外华人的研究中，特别强调在社会流动与网络模型包括很多点或节点，以及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横切线，这些点和线代表组织、空间和时间还有人，代表信息流和商品流和社会关系。⑤华人的家族和地缘关系，在这一网络结构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结构性因素伴随着人们的交往活动，在跨越社区的范围内不断扩展，进而在社区之间结成一种特殊形式的网络，而由于各个因素的扩展范围不同，便形成了多种网络关系相交错的复杂关系。

蒲塞·维克多曾在1965年出版的《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一书的导论中总结华人研究时说，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社会科学替代旧的历史或政治科学成为研究海外华人的重要方法。其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海外华人的双重认同：既是中国人，也是东南亚人；城市中华人社区的资源、职业与经济活动、族群关系、华人社区结构/组织、领导与权威、学校与教育、宗教和巫术、家庭与亲属关系，进而提出关于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理论。还有研究讨论了华人社会的权力问题：底层是大量华人农民与劳动力；中层是小商人和中间人；顶层是少数富翁，他们控制了乡村。此外，一些具有人类学倾向的学者，通过调查分析出海外华人社区的聚居特点：华人社区按照各种方言形成相对独立的各个社区，而从同一个村子迁移来的人们组成了最小的共同体。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规模社区的各种组织形式，如会馆和秘密会社。还有学者探讨华人的崇商和崇尚家族主义以及华人的怀乡情结，并试图解释华人经济成功中的文化策略，如家族企业行为、信用及关系，为东亚发展作出文化解释，分析华人如何成为亚洲现代化的革命性力量。

从以上对于华人社会的研究可以看出，人类学的海外华人研究，大多都包括被研究群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其中，又以亲属关系、社会组织、同化、族群关系、移民与网络等作为中心议题。如作为华南侨乡家庭策略的“两头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19世纪中叶以来，一批又一批的华南侨乡男子前赴后继、离乡别井，下南洋谋生。到了1949年之后，由于国门关闭，很多去海外的华侨无法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选择了“两头家”这种特殊的家庭形式，即男人在家乡与侨居地都娶有妻子，男人居住在南洋。改革后，回到家乡往返于两地，对两边家庭都负有责任。“两头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社会政治历史条件的变化，这种特殊的家庭逐渐减少，但很多拥有“两头家”背景的人仍健在，并且“两头家”至今仍然对侨乡及海外华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一问题的背后，隐含着家庭本身的类型的变化与特殊的政治的隔阂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在东南亚还有很多华人社会的方言社团。了解方言社团的组织形式、发展状况、成员组成，是进入华人社会研究的基础之一。在东南亚华人社区中，组建宗亲会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当地所建构的已不是祖籍地的宗族或家族，而是以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五大方言群为基本结构的帮群社会。这样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使得脱离祖籍地行政管理系统的华人社会必须透过各社团间的“执事关联”关系来建立内部的交往频道。在漫长的华人移民、定居过程中，东南亚各地的殖民统治者、本地原住民都对华人进行过驱逐、限制和迫害。在全球化移民的背景下，华人开始有意识地融入当地本土社会，积极在东南亚政治社会谋取自己的权益和地位。然而，如果把华人的家族、家乡意识和华人的流动，置于中国人的跨国主义意识的背景下思考时，我们会看到这也是作为资本主义积累新策略中的独特文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