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新中国60年国家治理体系的变迁及理性审视（2）

建国后，社会组织化的进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而展开。其中，通过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打碎旧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组织方式变化的前提。经济所有制的改造对于已经组织化的企业，主要是企业产权的变革，即由私人产权变为国家产权。而对于那些个体生产者来说，如农民、城市小手工业者、个体经营者等而言，则是使分散的个体生产者组织起来，发展合作经济，并确立新的社会结构和新的社会组织。而就新中国建立的独特历史情境而言，组织化主要是解决两个有深刻内在联系的问题：一是超越传统的家族主义的社会观念，确立国家观念和意识；二是超越由小农经济所决定的马铃薯式的分散的社会结构和无政府主义观念，使国家和社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林尚立，2000：147）。党组织是在各种社会政治运动中，逐步确立起其在所有新兴组织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导地位。在解放初期的城市，党组织就成为国营企业管理的重要力量，随着企业民主改革运动的开展，党加强了企业中的组织建设，通过指导民主改革、镇反等政治运动，党组织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董志凯，1996：116）。而对那些非国营企业（包括合作社），党则通过间接领导和直接领导相结合的方式，其间接领导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企业外的工商业联合会和企业内部的工会组织来实现，而直接领导方式则是通过在这些企业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或向这些企业选派党员干部来进行。党对学校以及社会团体也确立了比较完整的领导体系，党组织成为这些学校和社会团体的核心领导力量。而分散的个体小生产者也被组织到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等经济组织中，如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这些组织①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民间互助组织，更与宗族组织迥然有异，这种组织变迁表明中国社会发生了迈向现代化的重大变化，这些新型现代组织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在对社会进行组织化基础上实现社会调控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党组织的领导和作用，对中国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的改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并成为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核心力量。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党的组织实际上把中国社会网络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整体。在整个权力组织网络中，执政党是主导与核心力量，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鲜明的执政党主导的色彩。这样，国家通过现代科层制组织体系将全国绝大多数农民组织起来了，对于传统“一盘散沙”式的中国社会结构来说，它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到1956年，我国社会成员重新组织的过程基本完成，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体系已经形成，组织化了的社会成员被严格固定在某一位置之中。在建国初期国家权力的扩张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独立目标、意志和利益受到侵蚀，各类社会组织都具有“准”官方机构的性质，难以充分表达所代表阶级和阶层的愿望与利益。社会组织对政权组织有极大的依赖性。社会成员的高度组织化，为整个组织化调控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分散社会的再组织化过程中，构建了以自己为轴心的全新国家治理体系。这个体系以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组织为核心构架，以群团组织为外围，在对社会成员进行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依托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履行社会控制和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分散社会的再组织化是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组织化调控②是新中国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组织而不是制度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媒介。

新中国建立以来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表明：中国是超大社会，人口特别多，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有效地组织这样庞大的人口，是国家治理面对的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依靠自身组织内部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体制，以及党的组织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入的渗透，全面彻底地改造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全新的国家政权，并充分利用执政党组织网络的强大社会渗透能力，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不仅实现了底层社会结构的重大变革，而且重组了底层社会组织，相对顺利地实现了精英替换，进而实现了超大规模社会的再组织化和再制度化。执政党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不断通过组织建设与组织网络渗透的途径拓展国家治理空间，全面主导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与国家治理活动，执政党主导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特征。同时确立“党政平行的双轨结构”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组织架构，借助政党权威确立现代的政府官僚科层体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各级国家政权组织成为执政党权力组织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在国家政权组织之外，建立了各种政党外围组织作为党与群众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比如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妇联组织等，把大多数社会个体纳入政党体系，这些政党外围组织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单位、基层党支部、村（居）委会等基层自治组织等组织形式，实现社会成员的有组织化，依托权力组织网络来调控社会个体，形成完整的组织化调控模式。各种支撑国家治理的基层组织网络或多或少像一个强化的行政科层组织，几乎完全受政党及政府的控制，它们是政府权力在社会层面的延伸，是执政党权力网络的神经末梢，是国家借以具体控制社会成员的前沿城堡。各种现代组织既是支撑国家体系得以运转的制度性力量，也是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社会需求的主要场所，在“有组织的现代化战略”引导下，单位以及各种基层党政组织、社会自治组织作为“权力组织网络”的基本环节，是组织化调控得以实现的基本组织支撑。因此，执政党主导、组织化调控就自始至终与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现代制度体系的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为执政党主导和组织化调控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