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社会团结至少包括两方面任务:一是以共同性信念安顿个体心灵;二是个人与社会、私领与公域的沟通与平衡。其实,第一方面并不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毋宁说是自晚清国门打开、西学东渐以来便逐渐出现的问题,至少可以将其溯源至1898年张之洞所言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可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0]的主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问题表现得愈加尖锐。虽然改革开放以前的共产主义教育表面上解决了以共同性信念安顿人心的问题,但却也遮蔽了个人的独立性,且这种信念也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进程而式微,而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共同性信念的达成愈显艰难。当前,在众多社会思潮中,无论新左派、民族主义或新儒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包含了对共同性信念的探寻,[21]而这种探寻依赖于对古今东西思想传统的深入研究,以实现一种“新启蒙”。
这种“新启蒙”的实现,除了奠基于思想探究外,还端赖实践意义上的个人与社会、私领与公域的沟通和平衡。后者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培育个体独立性,而个体独立性需以公民个体之权利义务意识为依归,但为了克服可能存在的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还需第二个方面,即建立公共性的对话和参与机制,或者说塑造公共性(publicity)。所谓“公共性”,根据李友梅等的界定,至少具有如下基本特点:作为目的和价值取向的“公共性”,指涉的是特定空间范围内的人们的共同利益和价值;从参与者角度看,指涉的是人们从私人领域中走出来,就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讨论和行动,在公开讨论和行动中实现自己从私人向公众的转化;从参与程序角度看,关涉程序的公开、开放和公平,人们在平等对话中达成共识;从精神角度看,指涉个体基于理性与符合理性的法律而批判性地参与公共活动,维护公共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精神。[22]塑造个体性与公共性实为同一过程,不分前后与轩轾,因为“公共性”只有在众多个体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中才能达成。
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塑造以及二者的深度联结,也许难以以西方为依据,这既因为我们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思想传统和发展道路,还因为中国的崛起激发了提升文化自主性的需求,而且,全球化也催生了保护文明特殊性的时代课题。或许,选择“现代化而非西方化”道路的中国,有赖于中国“三种传统”的磨合与交融。这三种传统是:儒家传统,其精髓是仁爱;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23]这三种传统分别关涉共同性价值、人际关系以及个人自由的议题。当然,三者如何融合共处,沟通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具体路径为何,是十分复杂的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四、结语:个体性即公共性
对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社会生活个体化与不确定性增加不完全是风险社会理论所言的工业化进程的后果,而且还受到本土传统与现实状况的影响,尤其是自我主义观念与行为、市场化改革进程、转型期的制度环境以及互联网的兴起等因素,模塑了“个体化”的本土特征。矛盾的是,在愈需要个体自我依靠时,个人却往往只能通过家庭主义或关系主义化解风险和不确定性,这进一步限制了独立自主的个体性的形成。
塑造个体性绝不意味着容忍极端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而是建构具有独立思想意识和权利意识的个体,其形成端赖于公共性的培育,因为惟有个人走出私人领域、开展社会互动、参与公共生活,才能逐渐养成群己权界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个体性即公共性。在中国社会,应对个体化挑战的目标,是达成一种新的社会团结,这必然包括塑造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双重任务,且个体性的延展应成为社会团结的题中之意。
百余年前,中国思想启蒙的先驱严复先生,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译作《群学肄言》,将“社会学”视作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志趣的启蒙经世之学,[24]也将其与沟通个体性与公共性、增进民族凝聚力的时代任务相连。时至今日,虽然转型中国的社会现实已迥然异于往昔,但社会学所内含的启蒙与经世精神仍显重要。在塑造个体性与公共性并推动二者的深度联结上,社会学虽力有所限,但责无旁贷。
注释:
[1]参见渠敬东《涂尔干的遗产:现代社会及其可能性》,《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1期。
[2][美]弗罗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27~28页。
[3]U.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pp. 12~13.
[4]U. Beck,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9. p. 19.
[5]U.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p. 129.
[6]U.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2,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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