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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摘要:关于法治,人类有可通约的追求,但不存在单一的标准;有共通的价值,但不存在惟一的路途。我们要放下某些“前见”,超越简单的是非对错,贴近中国基体去了解法治的“中国语境”。有了对法治“中国语境”的“了解”,才有助于增进对中国法治话语和实践展开的“理解”,而立基于这样的“了解”和“理解”,才最终有助于中国法治问题的“破解”。

专家

张劲 中国政法大学宪法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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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是我们非常熟悉一个语词,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思考的问题。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实际上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向何处去有着紧密的关联。

引言:法治“世界结构”和“中国语境”

2000多年前,韩非曾云:“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则兵强而敌弱。”法治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今天,法治已经无可争辩的成为“治理方式现代化”的重要尺度,推行“法治”已是中国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对“法治”笼统的认同,并不代表我们在法治的具体指涉和实践展开方面是没有分歧的。在我看来,这些分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世界法治文明及其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就是我讲的法治的“世界结构”,另一个是我们对自身法治传统、法治的社会条件等问题的认知,就是我说的法治的“中国语境”。我想,只有对这法治“世界结构”进一步的厘清和分析,我们才能在具有支配性的西方主流法治话语面前获得自信;只有对法治“中国语境”有进一步的探求,我们才能获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深刻理解。

(一)法治的“世界结构”

具体来说,我所说的法治“世界结构”是指,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法治的理念、制度和实践已不可能以我们一己之视角来审视,我们对法治的理解不可能仅仅是一种来自“身边”的知识,它不可避免的被世界所评价、所指引,甚至支配。所以,我讨论法治“世界结构”并不是要对世界各国法治进行描述性的梳理、总结和预测,而是以中国为中心来评估它对中国法治路向已经的和可能的影响。诚然,在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世界中,中国乃至任何国家都没有返回之路,这决定了中国法治不可能完全自我定义、自我发展。我们要承认法治的“世界结构”在推动中国法治的近现代转型过程中提供的启迪和贡献,中国需要学习和借鉴世界现代法治文明成果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在“接纳”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必要的“审慎”,因为,这一在名称上冠以“世界”的结构以及在这一结构下宣示的法治“世界共识”并不是源自各国法治理论和实践的“通约”,更确切的说,它就是一种“西方结构”。我们深处于一个被话语支配的世界,西方主流法治话语通过其语词造就的“符号性权力”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我们在法治问题上的视域、立场和方法。所以,我讨论法治的“世界结构”就是希望能够对西方法治文明有一个再认识。

(二)法治的“中国语境”

讨论法治的“中国语境”,是因为:语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词,总是和特定的社会相联系并被赋予其意义。“法治”这一概念也不例外。正如《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治的表述:“一个无比重要、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法治为什么“不能随便就能定义”?这恰恰提醒我们在接纳法治“普遍性”价值的同时,也不可忽略法治的“地方性”。法国学者勒庞说:“各种制度是观念、感情和习俗的产物,而观念、感情和习俗并不会随着改写法典而被一并改写。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像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所以,我使用的法治“中国语境”,即是指理解中国的法治必须将中国的历史延续、社会条件和现实需要等“情景”联系起来思考。这些“情景”的差异也可能导致语词并不在相同的逻辑下展开。在“普世价值”、“世界共识”、“国际接轨”这类语词充盈耳际的当下,如果我们仅仅借由“Law”、“Ruleof Law”等提供的谱系来主观“联想”,将使我们的法治话语沦为镜花水月的虚幻,或是沦为西方话语的描摹,而欠缺了立基于我们自身的思考。

归根结底,关于法治,人类有可通约的追求,但不存在单一的标准;有共通的价值,但不存在惟一的路途。因此,我们需要放下支配我们头脑的某些“前见”,超越简单的是非对错,贴近中国基体去了解法治的“中国语境”。有了对法治“中国语境”的“了解”,才有助于增进对中国法治话语和实践展开的“理解”,而立基于这样的“了解”和“理解”才最终有助于中国法治问题的“破解”。当然,我强调法治“中国语境”,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特立独行、另起炉灶,而是因为理论一旦脱离经验的世界,也就在本质上失去其意义之维,而沦为研究者之间的自娱自乐。

因此,“世界结构”和“中国语境”是思考现今中国法治两个必不可少的维度,其两相联系既是为了避免我们陷入法治西方范式的想象和移情,也是让我们在思考中国法治的时候有一个立基于自身的结构性关怀。这当然不是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成为一种“例外论”,而是因为我们的目光最终需要由外及内,我们并不反对“以世界为方法”,但我们最终需要“以中国为目的”。中国的法治理论研究如果只有“世界性来源”,而不产生“世界性结果”,无论如何都算不得一种成功。

张劲.mp3

责任编辑:赵苇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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