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争议辨析

解决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出路在城市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常住人口一半在城市，让这一半在城市而不是很富裕者，支持另一半在农村较贫困者，缺乏可行性。唯一的办法是农民迁移到城市，分享城市增长的成果。

中国收入分配最大的问题是城乡收入差距，它贡献了个人收入差距的50%左右和区域差距的70%—80%。政府部门希望通过二次分配、财政转移支付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但是这很难实现。解决中国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出路在城市化。到目前为止，我国常住人口一半在城市，让这一半在城市而不是很富裕者，支持另一半在农村较贫困者，缺乏可行性。唯一的办法是农民迁移到城市，分享城市增长的成果。

国际经验宜参考不宜参照

从全球范围看，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大致采取三种态度：阻碍、控制城市化；放任自由城市化；积极主动推进城市化。大部分国家包括欧美、拉美、菲律宾、泰国等，当时政府都持自由放任的态度，由此带来很多问题，如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疾病传染、贫民窟、环境污染问题等。

中国当今的城市化与国外大为不同。一是国际环境不同，全球化浪潮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可观。二是中国有一些特殊情况，如人多地少、外贸依存度高、农村人人有地、人均教育程度较高等。所以欧美经验，只能做参考不能做参照。

现在很多人在谈论我国城市化速度问题，认为城市化率每年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太快了。但城市化率从10%增加到50%，起步最早的拉丁美洲用了210年，欧洲用了150年，美国也用了105年，而亚洲预计仅为95年。城市化起步越晚的国家，用的时间越短。具体到我国，城市化率从10%上升到50%只用了65年，不到拉美的1/3，不到欧洲的1/2，不到美国的2/3。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都在提速。在户籍、福利制度等都严重阻碍城市化的情况下，我国城市化速度仍如此之快，那么，放开户籍管制以及政府主动推进城市化后的态势，不言而喻。

城市化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对全球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了解各国政府对城市化的态度。大部分国家表示不喜欢城市化，因为城市化给政府带来方方面面的压力，尤其是环境问题，包括交通拥挤、污染、噪音等。国内不赞成快速城市化者，也常常提到环境问题。

亚行的研究报告《2012年亚太地区关键指标——亚洲的绿色城市化》表明，城市化本身既是环境问题的来源，但更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非一条铁律，它忽视了城市化在五个方面对生态文明的推动作用。（1）城市化促进服务业发展，后者产生的污染低于制造业；（2）城市化的推进促使高污染的传统制造业从城市中心迁离；（3）城市化使与环境相关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如自来水、基本卫生设施和固体废物处理）的供给大大增加；（4）城市化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与促进创新，包括绿色技术的创新；（5）与城市化相伴而来的市民文化程度的提高、中产阶层的扩大和出生率的下降，都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有广泛的积极影响。

事实上，由于技术进步和及时出台的环境政策，亚洲的城市化—环境曲线（有别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向下并向左移动。这意味着同样水平的城镇化，在将来导致的污染会越来越少。从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这个曲线的移动已使得PM10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比预期下降了20％和27％。这表明，城市化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

城市化未必带来耕地减少

人们往往认为，城市化必定带来耕地的减少。移民进城肯定需要增加非农用地的使用空间，但关键问题是，人们究竟生活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占地更多。其实，在同等条件下（如同样收入和消费水平），肯定是在农村用地更多。故城市化对强化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有益处。首先，移民进城在占用非农用地的同时，也会腾出数量可观的宅基地和农用土地。当农村土地流转和转让问题妥善解决后，城市化可以带来土地细碎化的逆转和粮食生产规模经济的上升。其次，规模农场的投资力度和技术进步速度，都比分散经营强。最后，如果移民能在城市安居乐业，就不会做农村“房奴”。这些人将一生的积蓄放在农村的建房上，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后代甚至自己，都不会长期生活在农村。这样的投资，在相当程度上是浪费。这不止是个人浪费，对国家发展也不利。这些积累原本可以用在城市或投资于国家粮食安全项目。

有区别、分时段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根据“十二五”规划，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在65%左右。届时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虽然可能有所缓解，但仍然会很严重。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考虑，城市化率的目标需要提高到75%—80%。

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是我国城市化长期受到很多约束，积累了庞大的移民存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2010年有2.6亿多移民，其中大约65%（1.7亿人）是从农村移到城市的。这1.7亿人中很少是附带家庭进城的。实现市民化和户籍放开后，设想每人带一个人进城，也可能将更多家庭成员接到城里，这个源自家庭的移民存量，估计不少于1.5亿。而且我国有6000万留守儿童，实现市民化和户籍放开后，这批儿童和他们的赡养者首先要进城。这也是移民存量的另一个表现形式。综合考虑存量的释放意味着我国的城市化率将提高12%。加上移民流量对城市化的推动为年均0.6%，到203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就是75%左右。  

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牵涉到2亿或更多移民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质量。这些移民中，“80后”、“90后”占到60%—70%。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与父辈大不相同，不再愿意回到农村，而不少愿意回农村的人又难以在农村生存。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须彻底改革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福利制度。这方面的改革并不容易，中央政府考虑户籍制度改革已有十多年。目前一些地方开始实施户籍积分制，但很大一批人仍被挡在市民化的大门之外。

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真正重要的是解决有别于巨型城市和大城市的落户问题，因为中小城市吸纳移民的能力有限。这里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城乡公民待遇逐步并轨；二是跨地区移民待遇的携带。现在有人建议的双轨制，将带来多极而不是两极分化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认为，户籍改革还是一步到位好，但保留城乡、地区间的福利差别，让这个差距随时间逐步趋同。不同的福利可区别对待，如养老金的并轨可以慢一点，但教育需要尽快并轨。

重点发展大中型城市巨型城市发展靠卫星城

城市规模及其布局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比如城市经济学中的齐普夫法则。中国的城市分布（即多少个巨型城市，多少个大中小城市），在不断地往这个法则逼近。过去和现在的城市格局之所以与齐普夫法则不吻合，在很多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一直限制巨型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其实，大中城市有很多发展优势，盈利较高、市场更大、服务更全，能吸引投资，所以移民涌入大中城市寻找就业和创业机会。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还是要靠大中城市吸纳移民。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不能脱离大中城市的发展，只强调发展小城镇。小城镇没有较好的投资也就没有大量的就业机会。当大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以服务业为主，这时候可能出现逆城市化过程，大城市地价和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使制造业往中小城市迁移。而新的投资和就业也会前往中小城市，于是中小城市开始成长。如果寄希望于发展小城镇，就需要先发展大中城市。

解决巨型城市的发展问题，则要靠卫星城市的建构。卫星城市与中心城市的连接，不是通过高速公路（环路），而要靠有轨交通。我国许多巨型城市丢失了一个发展卫星城市的机会。高校从市内迁向市外的时候，如果当时把三五所高校集中在一个生长点上，通过有轨交通连接起来，就可以形成一批卫星城市。国内的一线城市完全可以布下一二十个点，如果每个能发展成80万—100万人口的城市，加起来就是1000万—2000万人。现在这个机遇可能还未完全丧失。很多巨型城市争相利用开发区来启动卫星城市，但高新开发区、自贸区、免税区的数目毕竟非常有限。

（作者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13004）负责人、云南财经大学发展经济学首席教授；本报记者郑讴/采访整理）